爱华网一种令人感慨和无奈同时也令人凝重和担忧的倾向似乎正在国内企业界蔓延开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去实业化”。
最近一两年来，这样的例子似乎越来越好举：例如许多企业包括一些国内非常知名的企业在投资上短期内赚的钱远远超过多少年做实业的收益；例如因为和股神巴菲特的一顿午餐，大家忽然发现段永平早已离开实业转而到美国投资并且收获颇丰；例如在对创始人朱新礼出售汇源的各种揣测和分析中，做实业辛苦和痛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当前普遇困境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中小企业中，从实业转向投资正成为议论中的生死转型的一个重要出路和方向，等等。 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是典型的在夹缝中生长、壮大的草根经济代表，这一点在具有“四千”、“两板”等精神的江浙企业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在长期以来的外资重于内资、国有重于民营、对外开放对内限制的政经背景下，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博弈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每次宏观调控中受影响最大的似乎总是“生命力顽强”的民营企业，甚至上演的是所谓的外企不怕、国企壮大、民企倒下的景象和逻辑。 经济学界近年争议颇为热闹的一个话题是中印两国发展模式之对比。印度在经济总量上远远不及中国，但印度企业在全球地位和竞争力上远远超越中国企业；印度在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上远远不及中国，但印度在本国经济活力和内资活跃程度方面却在许多地方领先于中国。简单地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在一定意义上靠的是外资拉动，靠的是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而印度显然走得是一条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道路。所以，我们收获的是GDP，而印度收获的是民间财富。 究竟哪种模式更具有后劲和潜力，究竟哪种模式更具有持续性？在这点上从最高决策层到社会各界似乎正在形成共识。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群体性崛起，但既往的政经环境和宏观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群体的出现。这就是多少年来民营企业家感受和感叹生存之艰难、成长之艰辛的重要背景所在，这就是今天许多人为中国经济未来成长担忧的重要背景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实业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倾向的重要背景所在。 当从事投资活动的收益远远超过做实业的收益之时，当像朱新礼这样优秀的企业领袖都想退出实业之时，当向投资转型成为在实业上遭遇重大困境的中小民营企业向往的一种出路之时，当“去实业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倾向之时，问题正变得空前严重起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生产力基础和经济金融环境，我们如何敢去想像“去实业化”？而如果要有效阻止和改变这一倾向，我们又当如何作为？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政府的声音和行动，最需要的是主流社会的声音和行动，最需要的是企业领袖的声音和行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必须反思既往，我们必须破旧立新，我们必须切实行动。中国经济的未来筑基于强大的实体经济之上，中国经济的未来筑基于极具活力的民营经济之上，“实业化”应当而且也必须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倾向，应当而且也必须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严峻背景下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内在逻辑基础。 离开实业，我们向何处去？一个需要举国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