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普洱茶加盟
在推销普洱茶的过程中，如何将茶与道有机结合，以实现在推销茶的同时传播茶文化，然而现实并不像理论推导这样顺利。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时间自己坐下来喝杯茶，或有朋友上门来时，泡上一壶茶以招待友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于是茶自然也成了中国人开门七件事之一：油、盐、柴、米、酱、醋、茶。
在中国茶家族中，云南普洱茶是其中的活化石与典型代表。
茶生道，道修心
在云南，茶是茶农心中的圣物。每至采茶季节，茶农们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祭茶仪式，如在云南普洱茶产区，有些茶农们祭拜的对象是古茶树，有的选择一方山神，更多的茶农祭拜的是普洱茶的“茶祖”——孔明，即诸葛亮，因为在有关普洱茶起源一说上，云南当地民间自古有“武侯遗种”的说法。
明朝顾炎武曾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即中国的饮茶，是秦朝统一巴蜀之后才慢慢传播开来。而后，孔明遗留下的云南普洱茶也加入了传播的行列。
1825年问世的《普洱茶记》上记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文中西番指今天的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也就是说，在唐朝，普洱茶已从云南深山之中走出，开始向西藏及四川等藏族地区传播。
瀚若居茶院的高级茶艺师刘雪芹向《时代财富》记者解释说，普洱茶之所以先会在藏族内传播，后来发展成为包括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族人的生活必需品，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与习惯，饮用普洱茶既可以用来解毒，有助于肉类食物的消化等外，还可以通过饮用普洱茶来解决一些微量元素的摄取问题，平衡营养。
到了宋代，云南茶商与西藏等地牧民通过“以茶易马”，渐渐形成了普洱茶传播史上著名的茶马市场，茶马古道逐渐形成。明代时期，据明朝谢肇淛所著的《滇略》中记载，普洱茶的普及已达“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中国第三条丝绸之路
说起中国的丝绸之路，人们自然会想起二条，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从唐朝西安经中亚，至欧洲；第二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即明朝郑和下西洋所走航路。实际上，历史上，中国还存在着另一条丝绸之路，那就是云南的茶马古道。由云南边界至东南亚的越南、缅甸、泰国等地。茶马古道是伴随着云南边疆地区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逐渐形成与兴起的。分布之广有如蜘蛛网般密，当年的马帮组织正是依靠这条茶马古道架起了云南各族人民与东南亚各国间的文化、经济交流。
清朝时期，马帮组织依靠这些茶马古道，将云南的普洱茶运销至今天的印度、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
清朝时，普洱茶迎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步入宫廷成为了贡茶。普洱茶的市场交易量号称达10万担以上。
由于普洱茶交易的兴盛，清廷开始对此加强了管理。据《滇略》记载：“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茶引相当于今天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因为普洱茶的旺销，云南普洱茶相应产区的经济极为活跃与兴盛，古人的两处历史记载可作为佐证。
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感叹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而道光年间的《普洱府志》上也记载道：“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逎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以普洱茶为代表的茶叶饮用人数的扩展，茶文化也逐渐形成，最终促成中国茶道的面世。
刘雪芹介绍，中国茶的使用经历了药用、食用、饮用到品饮等四个过程，从而完成了从一种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或文化产品的转化，最终从一种饮料“茶”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心境的“道”。
品饮的首倡者便是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他写出了世界上第一本茶学专著《茶经》，掀开了中国茶道文化的序幕。
到了宋代，饮茶进一步艺术化、“品”化，斗茶就是宋代茶艺术的代表作。
南宋年间，斗茶与中国的饮茶习俗、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所以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可以这样说，中国茶道是日本茶道的始祖。
刘雪芹说，中国茶道包括几个基本元素：茶是主体；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管是井水、山泉、湖泊水，还是现在的自来水，一个品茶人对水的品质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品茶时，中国人在讲究茶性的同时，也注重水性；茶具是茶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此外就是茶境。中国文化非常讲究意境，品茶时也如此。茶境包括两方面，一是外部环境，如品茶人所在地的安静情况等，另一方面就是心境。中国文化追求修心养性，如少林寺的禅武艺术，最终追求的东西是禅，武只是表面载体而已。道教中的太极拳，其核心追求是天人合一的心境。中国文化中这种核心追求也体现在茶道中。品茶时，品的不是“茶”，而是“境”，或者说“道”，品普洱茶时更是如此。然而在传播时，尤其是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茶文化中所追求的“道”却可能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茶与道不可兼得？
搬出一张茶座，拿出一块普洱茶七子饼，经营茶馆的茶马往事老板王建京现场为《时代财富》记者泡起了普洱茶。
“这是去年的熟茶，200元左右一片。”王建京边泡茶边解说，“先洗茶。待水将茶叶温润开后马上将水倒出来。因为这是老茶，不是新茶，得洗两遍。”
洗完茶后接着泡茶，几秒钟后，新泡的一壶茶就摆在了记者的面前。
“这么快吗？”《时代财富》记者不禁笑问。
“普洱茶的泡茶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刚才大致为5秒钟，现在我再给您泡一壶15秒的茶，同样一款茶，浸泡时间不同，口感就不一样。具体浸泡时间以泡茶人对这款茶的了解，茶具、水性及泡茶人当时的心境来决定。”王建京嘴上刚说完，一壶浸泡15秒左右的茶就泡好了，“你再尝尝这杯茶，看是不是与刚才那杯茶的口感不一样。”
《时代财富》记者啜了一口，感觉不一样，前一杯更清淡、淡雅，后一杯更厚重、饱满。
谈到品茶，王建京兴致不减，“之所以说喝茶人与喝茶人能聊到一块。因为通过茶，另一方就可以知道泡茶人心里在想什么，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同样一款茶，泡茶人高兴时与郁闷时，或激动时与冷静时，泡出来的茶的口感是绝对不一样的。泡茶人通过另一方喝茶后的表现也会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真正的品茶人品的不是‘茶’，而是‘道’。两个品茶人在一起时，有时完全是通过茶来交流，而不是通过语言。”
据王建京介绍，在普洱茶的品钦中，品茶人对这种精神层面“道”的追求表现更甚。
他继续解释说，与其他一般茶的杀青程序不同，普洱茶是晒青，也就是说一般茶的杀青手段为炒，但普洱茶是让阳光晒，直至晒干。晒完之后，普洱茶身上的活性物质并不会全部被杀死，许多还是活的，所以普洱茶是活茶。待将晒干后的茶叶做成各种普洱茶茶饼时，普洱茶饼仍然是活的，因此其内部的活性物质仍会不断自然转化、进化，也就是不断发酵。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当然发酵的过程讲究一定的温度、湿度等外部环境配合，所以有人专门经营普洱茶的茶仓，通过向外人开放存茶，收取服务费。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也相应记录同时期的历史沧桑转变，比如一块普洱茶饼存放了十年，品茶人在喝这种茶时，品得是十年前的记忆和十年过程中自己的历史变迁故事，所以说品普洱茶时，述的是历史，喝的是故事，品的是人生，觅的是品完人生后的心境。也正因为如此，普洱茶才具有了收藏价值。
茶仓内的商机
因为普洱茶是“活茶”，在储藏的过程中，普洱茶会继续自然转化，这种转化形成的沉淀无论对普洱茶的饮用口感还是投资价值来说，都会带来增值，所以大量普洱茶的投资者与饮用者都寻求普洱茶的这种“历史转化”，但这种转化需在一定条件下的茶仓内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茶仓成了一种生意模式。
据悉，目前中国普洱茶的购买者一般将普洱茶存放在台湾、香港、广东、云南等湿气较大的南方地方。茶仓经营者通过向存放者收取管理费来赚钱。一般每片普洱茶一年的储藏成本为10元。
“这种‘道’具体是什么，能表述出来吗？”《时代财富》记者追述道。
“只能说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既然普洱茶的精华在于追求一种文化层面的“道”，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为此而津津乐道，但因其难以言传，在拓展市场时，如何向外，尤其是海外传播这种“道”呢？
谈到此话题时，刘雪芹坦言，普洱茶推广时的最大障碍不在于其是不是好的争论，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道”的被接受程度，或者说“道”的量化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欧美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偏向于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东方人的思维有点感性化，喜欢追求“参悟”，以中医为例，中国人讲究望闻问切来诊断，但在向欧美传播时就面临一个量化问题，欧美人会向你索求望闻问切的具体“方程式”的表达方式。在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中国茶在传播时面临相似问题，在中国，普洱茶更多意义是一种精神产品，追求“道”，但在欧美地区，普洱茶就是一种物质产品“茶”，当你向他们传播茶道中的相应“道”时，他可能会问，那“道”的具体方程式是怎样的？在这方面，韩国的泡茶在原材料、后期加工等环节的量化探索值得中国茶行业的借鉴。
实际上，对于许多中国文化产品来说，如何向海外推广产品背后的文化因素，始终是经营者头疼的大问题，普洱茶在这方面的特性尤其明显，因为普洱茶身上的民族烙印极深。如在饮茶方法上，茶在唐宋元明清等历史变迁中，其饮茶方法形成了链条式的发展，各个阶段都印上了当时时代的足迹，但普洱茶的饮茶方法仍基本保留着云南最古老的饮茶法，因为这样才能最大化体现其饮用或药用价值。
茶仓内的商机
因为普洱茶是“活茶”，在储藏的过程中，普洱茶会继续自然转化，这种转化形成的沉淀无论对普洱茶的饮用口感还是投资价值来说，都会带来增值，所以大量普洱茶的投资者与饮用者都寻求普洱茶的这种“历史转化”，但这种转化需在一定条件下的茶仓内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茶仓成了一种生意模式。
据悉，目前中国普洱茶的购买者一般将普洱茶存放在台湾、香港、广东、云南等湿气较大的南方地方。茶仓经营者通过向存放者收取管理费来赚钱。一般每片普洱茶一年的储藏成本为10元。
“这种‘道’具体是什么，能表述出来吗？”《时代财富》记者追述道。
“只能说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既然普洱茶的精华在于追求一种文化层面的“道”，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为此而津津乐道，但因其难以言传，在拓展市场时，如何向外，尤其是海外传播这种“道”呢？
谈到此话题时，刘雪芹坦言，普洱茶推广时的最大障碍不在于其是不是好的争论，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道”的被接受程度，或者说“道”的量化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欧美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偏向于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东方人的思维有点感性化，喜欢追求“参悟”，以中医为例，中国人讲究望闻问切来诊断，但在向欧美传播时就面临一个量化问题，欧美人会向你索求望闻问切的具体“方程式”的表达方式。在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中国茶在传播时面临相似问题，在中国，普洱茶更多意义是一种精神产品，追求“道”，但在欧美地区，普洱茶就是一种物质产品“茶”，当你向他们传播茶道中的相应“道”时，他可能会问，那“道”的具体方程式是怎样的？在这方面，韩国的泡茶在原材料、后期加工等环节的量化探索值得中国茶行业的借鉴。
实际上，对于许多中国文化产品来说，如何向海外推广产品背后的文化因素，始终是经营者头疼的大问题，普洱茶在这方面的特性尤其明显，因为普洱茶身上的民族烙印极深。如在饮茶方法上，茶在唐宋元明清等历史变迁中，其饮茶方法形成了链条式的发展，各个阶段都印上了当时时代的足迹，但普洱茶的饮茶方法仍基本保留着云南最古老的饮茶法，因为这样才能最大化体现其饮用或药用价值。
茶仓内的商机
因为普洱茶是“活茶”，在储藏的过程中，普洱茶会继续自然转化，这种转化形成的沉淀无论对普洱茶的饮用口感还是投资价值来说，都会带来增值，所以大量普洱茶的投资者与饮用者都寻求普洱茶的这种“历史转化”，但这种转化需在一定条件下的茶仓内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茶仓成了一种生意模式。
据悉，目前中国普洱茶的购买者一般将普洱茶存放在台湾、香港、广东、云南等湿气较大的南方地方。茶仓经营者通过向存放者收取管理费来赚钱。一般每片普洱茶一年的储藏成本为10元。
“这种‘道’具体是什么，能表述出来吗？”《时代财富》记者追述道。
“只能说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既然普洱茶的精华在于追求一种文化层面的“道”，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为此而津津乐道，但因其难以言传，在拓展市场时，如何向外，尤其是海外传播这种“道”呢？
谈到此话题时，刘雪芹坦言，普洱茶推广时的最大障碍不在于其是不是好的争论，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道”的被接受程度，或者说“道”的量化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欧美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偏向于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东方人的思维有点感性化，喜欢追求“参悟”，以中医为例，中国人讲究望闻问切来诊断，但在向欧美传播时就面临一个量化问题，欧美人会向你索求望闻问切的具体“方程式”的表达方式。在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中国茶在传播时面临相似问题，在中国，普洱茶更多意义是一种精神产品，追求“道”，但在欧美地区，普洱茶就是一种物质产品“茶”，当你向他们传播茶道中的相应“道”时，他可能会问，那“道”的具体方程式是怎样的？在这方面，韩国的泡茶在原材料、后期加工等环节的量化探索值得中国茶行业的借鉴。
实际上，对于许多中国文化产品来说，如何向海外推广产品背后的文化因素，始终是经营者头疼的大问题，普洱茶在这方面的特性尤其明显，因为普洱茶身上的民族烙印极深。如在饮茶方法上，茶在唐宋元明清等历史变迁中，其饮茶方法形成了链条式的发展，各个阶段都印上了当时时代的足迹，但普洱茶的饮茶方法仍基本保留着云南最古老的饮茶法，因为这样才能最大化体现其饮用或药用价值。
正因为如此，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中国茶业普遍陷入了英国学者哈丁提出的“公有物悲剧”中：因为行业品牌是公有物，如普洱茶、龙井茶等，谁都可以随意使用，收益归自己，但碰到问题时，谁也不主动承担，而是将问题相互推诿，由行业来承担，并最终由大家自食苦果，在自我内耗中大玩“勾心斗角”、“驱逐良币”。
普洱茶消费者扫描
时下中国市场上普洱茶的消费者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普洱茶的真正爱好者。喝普洱茶成了这些人的爱好，构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追求的意境。另一种是投机者。这些人不一定喜欢喝普洱茶，只是将普洱茶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来投机。在这些人眼中，普洱茶就像纸黄金与股票一样，都是金融工具，通过高抛低吸，赚取投机差价，如2005年开始，一股普洱茶的投机风劲吹大江南北，直至2007年入夏泡沫破灭为止；第三种就是写字楼里的白领，追求一点时尚，或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或追求减肥、降脂等实用功效者。
在这方面，国外同行的一些探索已走在中国之前，如同为产茶大国的印度与斯里兰卡在茶叶种植方面，已开始推广农庄制，向公司化运转转变，日本则推行几户茶农间抱团式的合作社机制，寻求个体分散化种植瓶颈的突围。
在加工制造方面，印度同行早已寻求品牌化运作，并初具成效，如早在2005年，印度著名茶品牌厂商Apeejay以8000万英镑收购了英国第三大茶叶品牌Typhoo。就像Apeejay公司总裁凯伦·保罗在谈到收购时所言：“我们希望进入茶品牌经营领域。”
数据可以直观地体现差距。2007年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各种茶叶出口金额共计6.08亿美元，其中普洱茶出口6131吨，出口创汇仅4309万美元。同时期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为12亿美元，2008年茶叶出口额预计可达18亿美元。而韩国的泡菜在2007年就出口创汇30亿美元，是同期中国茶出口总额的近5倍，是中国普洱茶出口额的近69.5倍。
前门大街患同一种病
由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圈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普洱茶的推广中，如何对待与处理千余年来普洱茶身上沉淀下来的文化元素，不单单是普洱茶营销者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产品营销者来说，都存在类似问题，大到一座传统文化名城的营销，如北京市的城市营销，中到一条传统文化街的推广，如奥运会期间前门大街的营销等。
在这个问题上极可能出现两种偏激的做法：一是单纯追求外在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将依附于其中的内在传统文化元素有意无意地抛弃，最终将文化产品变成了一种纯物质产品，以寻求在外在的物质层面与国际接轨，走向庸俗化；另一种就是固守传统，对外部变化不理不睬，从而固步自封，坐吃山空。
对于前一种，北京市的城市营销历程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早在1948年，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自豪地赞叹：“北平（当时北京的名称）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
然而解放后，北京市相关城市营销者在给北京市进行定位时觉得，一些古城墙与古代牌楼属于“封建遗留风”，有碍“社会新形象”，于是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墙与牌楼的拆毁工作，如天安门外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于1952年被拆除；从1954年至1969年间，原地安门、宣武门城楼、崇文门城楼、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箭楼、西直门城楼、瓮城、箭楼、闸楼、阜成门城楼等被一一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宽阔的大道与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如建立在原城墙废墟上的二环路等。
这场现代化的“换装运动”仍在继续，只是“猎物”由原来的城墙与牌楼换成了时下的四合院与胡同，如1998年9月24日，北京粤东新馆在一片轰隆隆地声响中倒塌，一座文化底韵深厚的四合院竟需为一个现代化的房地产项目“让座”。
懂得历史的人会记得，100年前的1898年4月17日，在粤东新馆内，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国，名为保国会。”正式成立了保国会。
1912年的9月11日，同样在这个四合院内，孙中山出席了广东老乡在这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并在当天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海南建省、引进外资、兴建铁路等重要主张。然而这些历史记忆伴随粤东新馆的倒塌而真正变成了纯书本上的历史记忆。
高级是一种韵味，现代化并不一定代表高级，出韵味的东西才最高级，而历史沉淀下来最厚重的东西才会出韵味。
难怪在2000年9月1日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召开的“旧城改造与古都风貌保护研讨会”上，88岁的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曾感慨：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他时直言，现代化后的北京是Poor Hongkong。张开济先生直叹，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
北京市的一些文化商业街在推广时不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吗？——脱掉身上古时的中山装，穿上一件皮尔.卡丹西装，打上一条金利来领带，就觉得自己现代化了，融入世界舞台了，如文化商业街王府井改造后西化了，西单现代化了，推掉胡同与四合院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化两广大道目前仍“奄奄一息”。
2008年，为了在奥运会期间大力推广前门大街，前门大街经过了一番现代化改造。
在前门大街采访时，《时代财富》记者与一位马姓男士聊了起来。据他介绍，自己是地道的北京人，家住北京市宣武区。
当记者向他谈起这次前门大街的改造时，他直抱怨道：“现在的前门大街已唤不起当年的记忆了，都是拆完后重建的，现代化后就趋同一致了，丢失独特性。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地方拆了，然后建成一个全世界到处都有的大街，太失望了。”
当记者请求他对改造前后前门大街的总体印象做一个概括时，他回答道：“过去的前门大街很旧，可它毕竟是活的；现在它变年轻了，现代化了，却只剩下商业的铜臭味了。”
记者进一步追问道，以前的前门大街可能因承载了许多人的文化记忆，对北京人来说，它是活的，但对于一个非北京人，尤其是海外朋友时，它是不是还是活的？前门大街管理者们如何向这些人讲述其背后的文化沉淀呢？马姓男士摇头笑着说：“这有点太专业，我没有认真想过。”
这难道不是一个文化产品向外营销自己时必须面临的一个现实矛盾？
文化产品在向外营销时常走的另一个偏激做法就是选择固步自封，顽固坚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普洱茶行业就出现这个问题。
“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这些年来普洱茶发展中的一个缺陷就是太过于固守民族性了。民族的东西要成为世界性的产品，其前提是先融入，没有融入，何来世界性？操着一口云南腔来推广普洱茶，非云南人，尤其是海外人会接受吗？”说起这点，刘雪芹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她继而举例说，普洱茶在海外推广时，得敞开胸怀去探讨普洱茶如何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节奏、生活环境融合的问题。比如阿拉伯人在干热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更喜欢喝绿茶。如果喝红茶，他们可能会加上一些薄荷或其他相关什么东西，以增加散热性。在现有情况下，在干燥的阿拉伯，一个人举着一杯浓浓的、热热的普洱茶是不是有点问题？中国普洱茶经营者就得寻觅普洱茶适应阿拉伯人生活环境的方法。此外，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适合慢节奏的普洱茶如何解决自己与快节奏间的矛盾？
张艺谋或是救星
一位在欧洲经营酒类的渠道商曾问刘雪芹，如果咱们合作建立一个平台来销售中国茶叶，询问刘雪芹会选择推广什么样的中国茶，喜欢并从事普洱茶业经营的刘雪芹的回答有点出乎这位商人的意外，“我会在东西方文化间选择一个支点，那就是红茶。因为红茶是东西方文化中都能接受的东西。以中国红茶来引领普洱茶走出国门，可能比普洱茶自己探寻走出国门的路会更容易。”刘雪芹接着说，“普洱茶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借助一些世界性的共通语言来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日本寿司是个榜样。寿司所提倡的“美”的理念很容易会被接受，因为世界上各国人民对美的理解是没有语言障碍的。通过“美”这种世界通用性的语言将日本民族的饮食文化述说给世界听，获得了成功。
在这方面，张艺谋的做法值得人们去琢磨。借助一些世界通用性的表达方法，张艺谋成功地将灯笼、红色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传播到了全世界。
再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来讲，中国人可能会觉得中国文化怎么能够这样拍，但国外人可以接受且看得懂，所以目标达到了。如果张艺谋来推销普洱茶，他可能会去掉普洱茶中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然后又加入一些国际通用性元素进去，最终让国外人能明白，因为他懂国际视野，所以更懂民族的东西。
实际上，普洱茶的一些同行已在开始探索，如《时代财富》记者在调查中得知，今年云南省一家普洱茶厂商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推出了一批普洱茶的经典产品。这批茶的包装封面是故宫收藏的一些藏画。从原料采集到加工等环节，都有着一系列的量化标准规定，虽然是公司性质的标准，但毕竟在量化的过程中迈出了探索的步伐，因此整体上，产品让人感觉充满时尚，又不失中国皇家的高贵气质，一改人们印象中普洱茶为农产品的形象，让人觉得普洱茶也可以是高贵的工艺品。
“在中国也存在大量世界性的共通语言，如中国的瓷器、字画以及古代皇宫内的许多养生理念，比如慈禧的美容秘方等，这些在国际上都是得到认可的，已是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普洱茶应该寻求与这些中国自己的世界通用性文化符号进行融合，以助推自己更快、更好地走出国门，”刘雪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