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于右任无疑是20世纪中国书坛的一在重镇，他的“魏体行 书”和“碑体草书”为时代开一生面，具有撼人心魄的文化魅力。考察于体书风形成的全过程，从他早年恢弘旷达、跌宕奇崛的行书，到晚年古朴雄逸、大气如虹的草书，不难得见其高古简远、典雅朴茂的艺术个性与魏碑有着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他数十年如一日，对魏碑书法从形质到底蕴全方位地加以消化、吸纳与整合，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足资借鉴的“取法”经验。其中，被于右任甚为推崇的“碑中三绝”，尤其是被称为“寰宇声价迈二爨”的《广武将军碑》，曾对他书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被于右作画称为“秦中在绝碑”的是：《广武将军碑》、《姚伯多造像记》、《慕容恩碑》。 《广武将军碑》亦称《广武将军口产碑并阴侧》、《立界山祠碑并阴侧》、《张产碑》。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十月立。一度传支石佚，1920年在陕西白水仓颉庙重被发现，1972年移置西安碑林，现存该碑林第三室。此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线条细劲，结体宽博，整体上宕逸朴茂，奇态横生，极使转之妙，尽笔意之变化。姚华跋云：“于《爨宝子碑》见古隶之结局，于《张产碑》（即《广武将军碑》）见今隶之开宗。”可见评价颇高。
《姚伯多造像记》亦称《姚文迁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九月刻。正书。于陕西耀县出土，现存耀县药王山。此碑为道教造像碑。此造成像记写、刻很特别，其用笔有方有圆，有藏有露，笔画细瘦，别具丰神。书体楷中兼隶意，形体结构也与一般楷书、隶书迥然有别，字形大小、斜正变化十分自由活泼，古朴可爱，但又能拙中见巧，巧中寓拙。刻石中许多行款不齐，字体大小参差，似未曾画丹而直接书之，自然谐调而天趣盎然。此碑堪称北朝书法之异品。 《慕容恩碑》又称《豆庐恩碑》，庾信撰文。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二月立。旧在陕西咸阳文王陵庙戟门西侧，后移署。清乾隆年间石佚，后复于王陵附近掘出。隶书，书法隶中杂楷，平整有力，但就其总体风格来说，与前两通碑石之天趣盎然不劳而形成较大反差，前者烂漫自然，后者形态整肃，具有装饰味。于右任将此碑推为“三绝”之一，恐与他对“老更成”之“庾信文章”的推许有关，其诗句“慕容文重庾开府”似可证之。 于右任在学书中期，虽也曾临习过赵孟俯，但他所处的正是碑学振兴的时代，在这种大的文化氛围中，大量散落民间的北朝墓志成为他钟情的对象，对他后来的书法风格影响最大的便是《广武将军碑》。他曾说：“我最初学魏碑与汉隶，后发现了《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得大受用，由是渐变作风。”1920年，〈广武将军碑〉在仓颉庙重新出土，于右任感慨万端，曾赋诗《纪广武将军碑》及《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两首。前者记述该碑复现的简况，诗云：“广武碑何处，彭衙认旧痕。地当仓庙，石在史官村。部大官难考夫蒙城尚存。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而后一首则对此碑大加赞赏，称“碑版规模启六朝，环宇声价迈二爨”。从此，他对“秦中三绝碑”的追摹便成为后来“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的前奏。这，大体可视为于书形成的早期基本脉络。 梅墨生在评于右任书法时说，在开拓碑派书法美和创造碑帖结合新的美感式样方面，他都是一个承先启后型的转捩性人物。于右任的行楷书直参三代，深研六朝，树立起雄迈清新，古朴典雅的自家风范；他的草书也堪称独步，笔致如绵裹铁，行气虚灵冲和、儒雅蕴藉。读他的书作，看似信手，但力具千钧，字字神妙，动人心旌。这力量来自于他多年熔古铸今的砥砺磨练，也得益于他气贯如虹、吞吐大荒的气质修养。如果说于右任是承先启后的转捩性人物，那么，促使这一人物“转捩”的当是“秦中三绝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