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什么用?”
一个小孩向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这个问题。作为父亲,他没有能够给自己的孩子以圆满的回答,然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却为此而写下的著名的历史的辨护词——那就是法国年鉴学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所写下的,被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辩护》)。
在布洛赫的辩护中,历史除了有着它“不容置疑的魅力”之外,同时关系到整个西方文明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或许正因为这样,布洛赫针对当时两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历史应该能够“直接指导现实行动”;作为一门学科,它应该有着“几何学一般的精密性”)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实用的目的,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科学之列。”
“即使一门学科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变的定律,也无损其科学的尊严,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原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没有必要把它强加给每一门学科。”
这一辨护与其说来自于严谨的推理,不如说来自于一种深刻的信念。历史是否真的就不能“具备任何实用的目的”,或者说,指导人们的行动呢?这一点布洛赫没有深究,而是转入了具体研究方法的探讨。对此,另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为我们作出了有趣的答复——那就是美国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与他的近著《信息祟拜》。
“我确实想指出,计算机如同过于缺乏主见的皇帝一般,已被披上了各种华而不实的外衣。”
“首先,我的目标是公众头脑中与计算机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信息。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祟……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
借助这个著名的寓言,罗斯扎克在由“计算机”和“信息”所构成的国度里开始了一场充满思辨与富于批判性的精神之旅:“信息”这一概念的诞生、更新直至最终被神话成为一个无所不包而又空洞无物的偶像;从计算机的工作特点到它“史诗般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戏剧性的转变;从理性(计算机祟拜的哲学核心)到疯狂(计算机狂荒谬的梦想);从政治、经济结构到教育体制与生活方式的改变……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作者自己的说法吧,
“信息的大量买卖是我们时代著名经济故事的最后章节之一……但这个变化开始并没有对公众意识产生巨大冲击,直到八十年代初的两本畅销书——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利用它来吸引读者,给它贴上了‘信息经济’崛起的标志,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开端。
这类图书属于当代文学的一个十分流行的领域,叫做‘未来学’,它是一个庸俗社会科学、星期日副刊通俗文学和预言的笨拙的混血儿。它们的特点是轻松愉快地描述未来世界,并把这种广告宣传抬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
“虽然奈斯比特、托夫勒及其朋党思想贫乏,但他们无关痛痒的时髦词句却四处泛滥,正符合寻求花哨诱人的‘方便食品’去填充大众头脑的商业界和官员的需要,因此很容易在他们之间流行。”
这段随手摘下的漫画式的描述恰恰清晰地表现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那就是坚持机器对于信息的处理与人脑的思维具有明显的区别。同时意在“把计算机这项杰出的发明从它的狂热鼓吹者过分的吹嘘中解脱出来,去掉虚荣心,穿上较为相素但实实在在的服装,像童话中的皇帝一样,这样,计算机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仆。”
对于罗斯扎克的观点,当然见仁见智,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回应。但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深潜于“观点”后面的,作者所采用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在我看来,这种态度正是知识与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权力”与责任。
正如茨威格所说,“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正因为如此,从长时段来看走向文明与理性的人类历史,往往会在某个时代或时期内陷入“祟拜与疯狂”,这种时候就象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样,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却没有人能站出来,人们相信“皇帝”与“新衣”已经超过了自己。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里读出一种悲凉来:小孩的真诚实际上来源于某种无知(对权威的无知)。
当时代沦落到只能以一种无知反对另一种无知时,是知识最大的悲哀,也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