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分崩离析”与“破镜重圆”> 陈岩锋> >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将“信息时代”、“信息社会”或“后工业化时代”称为是>“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然后又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之后的“第三次浪潮”。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新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以下简称为《大分裂》)中，认为由于“第三次浪潮”气势汹汹冲击造成的社会剧烈变动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秩序“大分裂”。福山指出，“围绕信息而建立的社会往往会产生出自由和平等这两种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人们最珍视的东西。”“一切等级制度，不论是政治的还是法人的，都遇到了压力，并开始走向崩溃。”这是“信息时代”对社会发展有益的一面，也是时常为人们称赞的；（《大分裂》P4）但同时，“信息时代”也造成了诸多社会弊端。“大致从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这一阶段，大多数工业化世界里的社会状况严重恶化，犯罪和社会动乱开始上升，使得世界上最富有的社会的城市中心几乎变成了不适于人们居住的地方。作为维系社会的亲属关系两百多年来一直在衰落，其衰落速度在20世纪后半叶急剧加快。”（《大分裂》P5）“信息时代”或“后工业化时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确立了一个十分有力的文化主题：将个人从不必要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历了一系列解放运动。这些运动都试图把个人从许多传统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中解放出来。在整个西方世界，相继爆发了性革命、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支持男、女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大分裂》P14）它们使人类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这些运动中的每一场运动都可以把‘没有局限’这句口号奉为自己的口号。”（《大分裂》P15）但“一个社会若以扩大个人选择自由的名义持续不断地推翻社会规范和准则，将会发现其自身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分裂和孤立，而且无力完成共同的任务，实现共同的目标。”（《大分裂》P17）即便人们比较容易明白“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并非只是对个人选择的专横约束，而是任何一种合作式企业的先决条件。”（《大分裂》P15）但也被在人们摆脱压抑和束缚的同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严重破坏了社会资本。福山将这种现代化社会出现的犯罪率高速增长、夫妇式或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the> conjugal or nuclear two-generation > family）解体、信任半径(the radius of >trust)急剧缩小、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的“信息时代”带来的社会剧烈变动称为“大分裂”。>福山在《大分裂》一书中衡量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世界中社会资本的趋势主要对三大类资料进行查看：（1）犯罪方面的资料；（2）家庭方面的资料；（3）有关信任、价值观念和文明社会的调查。>他对比研究时列举了美国、英国、瑞典、日本、加拿大、奥地利、新西兰、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芬兰、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料。福山通过研究发现，“大约从1965年起，可作为社会资本负面衡量标准的大量指标全都在同一时间里开始迅速攀升。这些指标可分为犯罪、家庭和信任三大类。”（《大分裂》P32）而作为社会资本主要负面指标的犯罪比率的上升，说明了既有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失落；“大分裂”在社会规范上显现在生育、家庭及两性关系几个方面：低出生率，人口的日渐减少，离婚率的攀升，私生子的增多，单身家庭逐渐变多，科学发展带了的避孕术使得人们的性行为更加随便，传统核心家庭的解体逐渐呈现增长之势已经成为不争事实；而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信任等诸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更是为“信息时代”“大分裂”的阐述提供了详实的证明材料：“50年代期间，大多数人对其政府和同阶级的公民报有同情心；到了90年代处，只有少数人才怀有信心。人们的相互交往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尚无证据表明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少了，但相互间的关系却已不及以前那样持久和紧密，而且相联系的人数也比以前少了。”（《大分裂》P5）福山也批评了无法无天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认为这种民主自由社会的附属品同时也是很大的破坏社会资本的力量。“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德行的个人主义开始变化，从自由人的那种骄傲自负变为一种封闭的自私思想，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自由，而不考虑对他人承担的义务，这种自私思想已成为一种目标。”（《大分裂》P54）团体观念和团结精神已经不是个人主义的需要，而是成为个人摆脱束缚的对象。由此也造成了参与团体活动热情的降低，人数的下降，团体小型化，团体的减少，团体价值观的消亡，人们以往遵守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观念也在逐渐消失。这是“后工业化时代”“大分裂”的主要现象。>人们对造成“大分裂”现象、猛然产生诸多社会弊病的原因说辞也不相同。“广义地说，人们至少提出了四种理由：第一，这种现象由于不断增大的贫困和/或收入不均造成的；第二，与第一种理由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是由于不断增加的财富造成的；第三，它们是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物；第四，这些现象是文化方面的广泛变化带来的结果，这些变化包括宗教地位的下降，将个体的自我满足凌驾于社区义务之上。”（《大分裂》P82）我们不必详细分析便会发现，“大分裂”的出现并非是上述的某一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造成“大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犯罪增多、传统家庭破裂、不信任感增强也不能不说是由工作和教育及经济不平等造成的；“而个人主义的不断膨胀和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繁荣昌盛带来的后果。”（《大分裂》P87）也是有一定的事实做支持的；>“正是福利国家本身开创的那种反常刺激才可以对家庭破裂和犯罪率增加做出解释”，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日益增强的个人主义和越来越松散的公共控制措施显然对家庭生活、性行为和人们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产生重大的影响。”（《大分裂》P91），文化的变动固然是造成“大分裂”一种因素，但是这种观点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60年代中期以后价值观念会以异常迅速的速度发生突变。福山将“大分裂”时期的社会急剧变化的原因归咎于--“就两性和家庭规范领域”来说--可以“利用两种因素进行解释。第一种是社会在工业化时代经济向信息时代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劳动性质发生了广泛的变化；第二种因素是一个单一的技术革新，即避孕药的问世。”（《大分裂》P82）>“信息时代”带来的科技革命与劳动性质的变化，使得很多国家难以避免“大分裂”局面的出现。福山针对人们认为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因为“亚洲价值观”好象已经避免“大分裂”状态，他分析到：“文化至少在决定规范之变化的速度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能改变社会关系，但国家可以对社会关系的变化程度进行控制。”（《大分裂》P175）“大分裂并不是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但是文化最终只能延缓，而不能避免大分裂对亚洲社会的袭击。”（《大分裂》P168）。同时福山通过对日本与韩国、新加坡在亚洲1997年发生经济危机的研究指出了亚洲价值观的失败，由此也说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度在技术革命面前的无力状态。“由于亚洲价值观的正确性多半是以经济业绩为基础的，那么经济增长的停止就足以使整个论点站不住脚了。”（《大分裂》P169）“大分裂”的发生并不因各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可以避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的确可以延缓“大分裂”的出现及其国家对社会关系变化有一定的控制力量。由此，也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迎接“信息时代”来临减少“大分裂”的冲击，做了有益的探索。>“信息时代”导致的“大分裂”后果非常严重：“日益下降的人口出生率会进一步削弱亲属关系，而亲属关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源泉”；（《大分裂》P147）“西方核心家庭的衰败对于社会资本已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此种衰败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贫困增多、犯罪水平的上升和信任下降有关”；（《大分裂》P149）“高犯罪率可以从其他方面使遵纪守法、服从规范的成员变得不信任他人，因此也就不大可能在许多层面上跟他人进行合作。”（《大分裂》P157）人们在享受“信息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享受和个人解放、使得人们欣喜不已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社会秩序分化，人类的“失范”（anomie），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的尴尬境地。也应该高度重视传统核心家庭的解体、犯罪案件的增多、信任半径的缩小、人类关系的紊乱、对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危害，社会资本的快速流失导致的“大分裂”也引起人们对社会资本重建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高度关注。>虽然“后工业化时代”造成的“大失控与大混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语）状况致使人们非常悲观，感觉到世风日下，人类社会已经好象“分崩离析”，但并非人类就不可救药，人类社会还是有光明的前景。因为人类“生性就有为自己创立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的本能。”（《大分裂》P176）社会秩序和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存在是合作的基础。“大失控与大混乱”的局面使人们的合作无法根本展开。福山认为出于个体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合作主要遵循两条主线：亲属选择和互惠。“即便在一个法度严谨的社会里，对亲属实行的裙带关系和偏袒做法，依然是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大分裂》P217）利他主义的互惠不但存在于亲属之间，自然界也的确存在利他主义的合作，人类的个人与团体也存在许多这种情况。“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中，人们往往从自然界中获取证据，以证明人类的本质是爱好侵略，爱好竞争，有等级观念；或是爱好合作，爱好和平，有友爱之心。”（《大分裂》P223），福山通过对自然界及其人类的研究证明了人类是为竞争而合作。人类的前景并非那么悲观，社会资本也并未流失殆尽。>福山认为支撑社会秩序和社会资本的基础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生物学基础，它源于人性本身。第二是人的理性，以及理性那种能以自发产生出解决社会合作问题方法的能力。而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直破坏而没产生着新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并不像有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一种一旦丧失就无法复得的东西。它曾经产生于传统社会，而他现在每天又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和组织在创造着。”（《大分裂》P185）何况事实也表明，如果社会秩序混乱，人们认为“要避免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就需要利维坦式的强大的极权主义政体来实施秩序。”（《大分裂》P185）“假如他们是改良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运作方式持怀疑态度，就会希望国家充当一个调控的机构去实施秩序；假若他们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就会不断要求人们遵从宗教权威的指令。”（《大分裂》P186）即便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也认为秩序是极其必要存在的。不过我们却也不应该忘记，人类的群体组合存在于天使与魔鬼之间。法西斯的历史证明，如果组合不当造成的后果也极其危险。>福山在文章最后告诉我们在社会紊乱的时刻没有必要过分沮丧。“分崩离析”的“大分裂”已经有所缓和，“破镜重圆”在西方已经渐露端倪。但在此，我们也不得不担心。虽然人类实践的趋向与福山的思想一样几乎是乐观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他这样盲目乐观的危险性。“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出现我们还是应该持谨慎的态度。科技革命是否可以摆脱恶性事件的发生，人类的欲望是否可以满足，我们仍旧不敢轻视。当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只是应该重视这种局面的可能出现，尽量避免“大分裂”的泛滥便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