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界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产业转移的历史。每隔20多年，都有一次产业转移。现在第四次转移已经兴起。因此，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从一个方面看，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力争使全球更多产业转移到自己地盘上去。
作为世界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长三角、珠三角正在发生拥挤现象，各种成本上升速度较快，制造业转移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拥有“圆心优势”或“半径优势”的湖北机遇在哪里呢？下面是他回答记者的提问。 沿江地区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条件正在成熟，湖北迎来“沿江发展时代”《产经周刊》：您为什么选择湖北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研究地区？
樊纲：产业转移有两种可能：一是向国外沿海地区转移；二是向我国内陆地区转移。 为什么选择沿江的湖北呢？我认为，以湖北为代表的沿长江地区，现在已具备发展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条件。这个条件5年前或10年前可能还不一定具备，当时基础设施比较差，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离海较远，而水路是我们最便宜的运输工具。如今，随着沿海地区制造业成本上升，有水路相通的沿江地区，比起其他一些完全没有水运的内陆地区，湖北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再加上其他一些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等完善，沿江制造业跻身世界制造业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这是我们选择湖北作为重点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产经周刊》：湖北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面临着什么样的竞争环境？应该依靠什么来承接产业转移？ 樊纲：研究产业转移应该首先审视自己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一个产业在一个地区落户不仅看中这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还要看这个地区的政策配套状况如何，政府服务到不到位，商务和投资总体环境是不是优越，政府为企业服务达到的效率高低等软条件。 硬条件只是一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软条件。企业在一个地区投资之前要做市场分析，市场分析就是成本和效益对比。如果运输成本高，而商务成本、政府成本低不下去，这个地区对企业来说就没有多少吸引力。这不是钱的事，而是时间的事。如果一个企业为了一件小事跑10天或20天，就会把商机给耽误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产业配套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东部每个产业都适合自己的产业土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的产业发展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进行针对性的招商。在诸多条件中，一个条件是投资企业和周边产业发展的关系，跟上下游产业的关系。企业进行选址时，考虑的是某个地区能否节约他们的物流成本、生产成本。因此，能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和零部件并能够非常便利的进行技术改进的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才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才足够大。 金融危机带来经济波动，但正是波动会促进东部产业转移 《产经周刊》：东部产业大多数是外向型。全球经济下滑，使东部企业的海外订单明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东部产业转移是否会受到影响？湖北应如何应对？ 樊纲：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订单减少是个外部环境，但对这个外部环境要动态来看，现在减少不等于永远减少，产业调整多发生在经济波动期，具体讲就是，只有订单在沿海地区接不下来或者利润微薄了，它才考虑降低成本，才要转移，无论是国际间的产业转移还是国内的产业转移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所以订单减少了反倒可能是产业转移的契机。 至于说产业转移到哪里，就要看哪里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吸引投资要在成本优势当中寻找答案，而不是看世界经济的波动情况如何。我坚信，未来中国很大一部分制造业还是外向型产业，因为中国这个市场要想吸纳13亿人就业是不够的，仍然要发展外向型经济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 落后国家不出口，形不成足够的规模解决自己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出口，相反要继续大力发展。我们促进内外平衡，并不是要我们少出口，而是要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发展国内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最根本的内容。它所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包括收入分配、财税体制等等。这不是刺激消费的问题，这是一系列的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国际市场仍然要扩大，中国的竞争力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也在不断扩大，这样使我们的制造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我们也要谨记的是，中国市场是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中国内部市场也是世界500强、世界所有生产者竞争的一个重要市场。所以，我们要从全球生产力布局的角度来思考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必然性和长远意义。本质上讲，产业转移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力布局问题，哪里有市场产业就向哪里靠近。 美国金融危机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累积缺陷的总暴露 《产经周刊》：您怎样理解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 樊纲：美国金融危机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的一次总暴露。多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盲目鼓吹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忽视金融风险，缺乏金融监管，结果产生了金融泡沫。现在，大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看法多集中在忽视风险、缺乏监管等方面，我要谈的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的问题。 美国金融问题有深刻原因，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美国是美元的发行国，美国是可以通过发放美元来支撑自己的各种赤字。 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如果有5%的财政赤字，7%的贸易逆差，这个国家不出三年一定会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美国却掩藏了几十年，掩藏得这么深、这么久，为什么呢？就在于它发行美元，通过向全世界借债，把风险扩散到了全世界，由全世界为它分担，而它自己感受的风险却不大。这样，它的危机，它的泡沫，它里面严重的失衡就被美元债务的扩大发行长期掩盖了起来，越来越深，越来越广。泡沫到最后总是要破灭的，这次一爆发出来才发现不仅它自己有问题，而且全世界都有问题，各大金融市场都受它的拖累，谁开发程度高就受它影响严重。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金融崩溃了，实体萎缩了，经济就面临着衰退。现在估计，明年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都是负增长，而这三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0%左右，因此，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金融危机甚于1929年，但不会出现当年的大萧条 《产经周刊》：您认为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进行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出现２０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呢？ 樊纲：到现在为止还远远没有结束。至于问题的深重程度，我觉得不亚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甚至比那个时候的问题更大。那时候，不管怎么说美国不是世界货币的发行国，那个时候的世界货币，英镑是金本位制的货币。1970年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完全不受约束，而且也没有人对它进行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管美国发行了多少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美国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住房贷款问题，还有金融衍生工具扩散所产生的问题，深重程度比当年的金融体系产生的问题要大得多。 会不会出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呢？我个人相对乐观。问题比当年严重，但是大萧条却不一定。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它会有五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的低迷，但是全世界出现大萧条却可以避免。 一是因为今天和20世纪30年代相比有了宏观调控机制，在危机爆发之际会采取现在像美国美联储、美国政府、欧洲央行等采取的种种救市措施，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如果这一点能够防止了，衰退也就能够防止了。1929年的时候，没有宏观调控，西方政府坚决奉行自由市场，大萧条之后，各国经济学家、政府都认识到了宏观政策干预的必要性，这才产生“凯恩斯主义”。 二是因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受它的影响比较小，金融环境相对较好，增长也都很平稳。尽管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主导着世界50%左右的经济总量，但如果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的话，世界经济一定可以继续增长。 《产经周刊》：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有何异同？ 樊纲：危机严格说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有泡沫。美国这次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日本也是因为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银行坏账等。所以，防泡沫就是防危机。 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各国都是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比较脆弱，自己恢复的能力也比较弱，要依靠外部的力量，而外部的力量却使危机加重而不是减轻。 因此，表现与结果就有差异。一些国际和美国的金融机构说要让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银行破产、重组，以便收购这些银行，而这次到了美国自己的时候，他却大手笔救市，一定要拯救这些银行。这也是给我们上课。 美国经济模式不会结束，但高度证券化模式一定要变革 《产经周刊》：有人说，美国经济模式结束了，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为什么？ 樊纲：不能简单分析美国模式结束不结束的问题。美国经济是一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基本规律和基本要素是不会结束的。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所知道的在各种制度当中相对比较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包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制等等。但过去，美国一味放任自由，不注意金融风险监管。经过这次危机，各国一定会重新审视过去美国鼓吹的这一套金融自由，改变证券化程度过高、杠杆比率过高的问题。所以，不能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了，我们就应该停止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中国的情况跟美国的情况不同。他们的问题是对风险控制不力，自由化过度，而我们的问题是市场基础不够，金融竞争还不充分，金融发展还太滞后的问题。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朝着金融市场化方向发展。 《产经周刊》：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是什么？ 樊纲：对中国会产生的冲击，我主要关注的不是金融上的直接冲击，而是提供的经验教训更多一点，我们直接吃的亏相对少一点。真正要关注的是美国经济衰退，世界经济下滑，对我们的外部经济环境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如对外贸出口的影响。 中国是特殊的大内陆国家。 “圆心优势”是湖北重要的商业价值 《产经周刊》：在全球经济下滑，中国出口受阻的背景下，具有地理位置优势——得中独厚的“半径优势”或者“圆心优势”的湖北价值体现在哪里？ 樊纲：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所有世界上大内陆国家的比较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只有一小块沿海区域的国家，其他所有大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三边有海或四边有海，印度是个三角形，可以说三面环海；巴西是个半月形，海岸线长。 中国这样的地形不利于区域平衡发展。过去30年，沿海地区凭借区位租和政策租获得了大发展，内陆地区相对落后，那么现在我们提倡产业转移是不是就想通过产业转移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排除文化、商业和历史因素，沿海地区就区位上讲具有靠近发达市场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从制造业产品的运输，资源的运输，到重化工业产品的运输，水路运输的优势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把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口更多的转移到沿海地区，来实现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均等。你不可能把西部某些城市发展得像东部城市一样。比较经济的办法是把中西部的一些人转移出去，这样内陆地区较少的资源由较少的人分享，沿海地区较多的资源由较多的人分享。 因此，中国下一步可以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是沿海地区进一步发展，吸纳更多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转移的趋势仍然不可否定；二是产业转移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这样，中部人员进一步转移出来，东部资本和产业加速进来，这样两个趋势会更快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还要看到，经济转型一方面确实使沿江内陆地区发展的条件在成熟，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新的就业、城市化等方面逐步形成了相对的优势；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进一步向东部聚集，产业拥挤程度进一步提高，内陆沿江地区的相对成本优势也会逐渐提高，这对于湖北来说是一个大机遇。过去30年是沿海地区发展为主，今后20年30年是沿海地区和沿江地区、内陆地区同时发展的时代。对开发国际市场来说，沿海有优势；对开发内陆市场来说，湖北有优势——地处中部的“半径优势”。（记者 李高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