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贼巢》（美）詹姆斯·B·斯图尔特/著刘天佑/译
“这场发生在全国金融市场中的犯罪活动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其数量到底有多大、范围究竟有多广即使现在都很难说清楚。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少重大的金融犯罪，但是，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金融犯罪与这场犯罪相比都相形见绌。
“酿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不只是贪欲，而是贪欲与市场权利的合谋，这种权力超出了自由市场正常监控的约束，或超出了法律法规威慑的约束。
“这些犯罪活动不仅是对金融市场的破坏，而且是对国家法治能力和司法制度的挑战，从而也是对构成文明社会基础的正义感和公平竞争的挑战。如果真有人认为自己有钱有势，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人可以在80年代中期的华尔街上找到……”
这就是詹姆斯·Ｂ·斯图尔特的《贼巢》这本纪实性小说对80年代美国股市崩溃和丑闻中每时每刻上演着的故事的描绘。
现为《纽约人》特约记者的詹姆斯·B·斯图尔特既是一位深度报道记者，又是一位小说家，在担任《华尔街日报》记者时，曾因对1987年股市崩溃和内幕交易丑闻的出色报道而荣获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并因此而被美国媒体称之为“记者的楷模”。
2002年，斯图尔特根据历时数年采访和调查所获的详细材料，将所有事实整理成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纪实报道，描绘出一幅关于人性、浮华和罕见罪行的浓墨重彩画。同时，斯图尔特还给黑幕重重的华尔街创造了一个谐称：贼巢(DenofThieves)。这部作品如此成功，以致于“贼巢”成为此后新闻媒体频频引用的比喻，甚至被拿来形容陷在伊拉克困境中的白宫。2002年底，《贼巢》与《杰克·韦尔奇自传》等一并被《福布斯》评为对商业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20本出版物之一。
在斯图尔特笔下那群试图“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华尔街罪犯中，既有着象米尔肯这样见识不凡的“金融大鳄”，也有着被称为“华尔街小丑”的丹尼斯·利文这样的庸才。
当米尔肯1990年以6项欺诈罪名被判入狱时，他已经被公认为“最伟大的金融思想家之一”(《华尔街日报》，1989)和“改变80年代的五位人士之一”(《生活》杂志)。时至今日，这位“垃圾债券之父”仍然被视为金融天才，“他曾将美国的证券金融历史轻轻改写，并调整了其发展的方向，成为自Ｊ．Ｐ．摩根以来美国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
与米尔肯这样的华尔街明星相比，丹尼斯·利文各方面都平淡无奇，他的两任上司对他的评价都是分析能力弱，综合能力差，缺乏条理性，办事效率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与米尔一起，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犯罪的制造者，并直接导致了80年代美国股市的崩溃。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是“是贪欲与市场权利的合谋”让这些毫无相似之处的个体获得了左右市场并“超出了法律法规威慑的约束”的巨大破坏力。
本书的主角之一，当时的著名套利人伊凡·布斯基的一句口号“人有贪欲无可厚非”在那个年代几乎尽人皆知。有评论者指出，尽管在这部小说里，套利人和投机者似乎是十恶不赦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的市场确实不能缺少这样的角色，否则，市场往往可能因为缺乏流动性而消失和毁灭。”
作者在小说中展示的则是现实的另一面：当套利者在贪欲的主宰下摆脱“游戏规则”，与另一种市场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原本为市场带来活力的操作行为就演变为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
斯图尔特在这里所谓的“市场权力”，实际上就是信息操纵。假如说这场金融犯罪还有其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从那之后，在证券市场上或者金融研究中，信息被置于越来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信息不对称而提出的财务领域的理论也形成了财务研究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操作手法上，发生在80年代华尔街的这场金融犯罪与今天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黑幕”们远远不可同日而语，但倘若细加比较的话，便会发现它们之间其实有着某些极其相似的核心结构：一方面是利用市场创新所带来的监管漏洞；另一方面则是赤裸裸的信息操纵。坦率地说，在看完华尔街上发生的那些设计精巧的案例之后，令我吃惊的是国内那些破绽百出、粗燥低级的犯罪手段竟然能够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明国内证券市场无论从监管理念，还是从管理水平上而言，与成熟市场相比，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对于许多人来说，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得它离我们的现实生活似乎非常遥远，因而对其中的犯罪行为缺乏了解，某些富于想象的人甚至会产生“金融犯罪损害的只是那些有钱人”，生发出某些类似“劫富济贫”的道德幻想。而作为一位对市场有着深刻认识的调查记者，斯图尔特用自己的亲身观察打破了这种幻想：
“在这场犯罪浪潮中，所有有关公司的所有权都易人了，并且通常是被迫在没有见证的情况下快速易人的。那些曾经家喻户晓的公司，如卡内申（Carnation）、比阿特丽丝（Beatrice）、通用食品（General Foods）和戴蒙德—歇姆洛克（Diamond Shamrock）等，在非法收购中永远地消失了。
“其他公司，如尤纳考（Unocal）公司和联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公司，虽然幸存下来却元气大伤。数千工人失业，许多公司债台高筑，甚至破产或重组。债券持有人和股民们损失惨重。”
更加重要的是，斯图尔特发现，80年代的股市场崩溃与其说是犯罪分子们所带来的财富损失，不如说是由他们所引发的市场信心危机导致的。斯图尔特在书中陈述了他的信念：“违犯证券法的犯罪活动决不是没有受害者。当内幕交易者因行使贿赂获取内幕机密而财源滚滚时，当价格被人操纵、股票秘密囤积时，我们对市场公平的信心就会被打碎。这样，我们都是受害者。”
正因为如此，斯图尔特在本书中，除了忠实地呈现出他所观察到的事实外，在涉及价值判断时，从头到尾贯注着一种对此类“金融骗子”的道德义愤，以至于有读者抱怨，作者对书中四个主角的憎恶，使得他忽略了“其中一些人对金融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有一些甚至是里程碑式的贡献。”
曾经一度我也以为，斯图尔特这种过于鲜明的道德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让他背离了身为记者的客观原则。但作者在书中的一句话却让我产生了新的感觉。在谈到华尔街犯罪时，斯图尔特写道：
“华尔街上的罪犯精于风险算计，依他们所计，犯案被捉的几率很小。人们对华尔街有一种普遍看法，即多数犯罪发生在灰色地带，法律对其无能为力……”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及诉讼阶段，米尔肯及其同伙凭着庞大的财力，聘请了规模空前的律师与公关班子，为他们进行无罪辩护。对此，斯图尔特饱含深意地写道：
“如果在美国，金钱可以买到正义，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愿意这样做，而且就这样做过……”
在这个案例子，金钱最终没有买到正义，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斯图尔特向人们展示了一名成熟记者的职业素养：作为一名负责的观察者，当所观察到的事实无法被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如法律规范）所容纳和标示时，记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坦率地向后人展示自己的信念！
对我而言，这或许是我在此书中获得的最宝贵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