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就知道赵大年的大名，根据他的小说《皇城根儿》改编的电视剧曾经创下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热潮。他的文字流利、深刻而幽默，然而他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小时逃难流迹大半个中国；年轻时参军，抗美援朝九死一生；中年开始矢志文学，800万字作品著作等身。面对记者，赵老却不热心谈起这些旧事，而是直奔记者的采访主题：“你看我，70多了，身段还挺硬朗，为什么？这都是得益于中学时代体育锻炼的结果，而你看现在我们的中学生，很少有身体特好的，这都是我们所谓的规范教育造成的啊！”
是的，赵老身材高大，步履稳健，没一点龙钟老态，看上去精神很好。
“语文是各科的基础”
赵大年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父亲是教授，母亲当小学校长，二人月薪三百多银元，那时一家子日子过得不错。然而，这样的日子他并没有过上几年，“七七”事变就开始了。赵老至今清晰地记得“七七”事变时卢沟桥隆隆的炮声，那天晚上，父亲提了一只小皮箱，匆匆走出四合院，跟随他任教的大学撤退到南方了，而后，妈妈带着他和弟弟逃到天津英租界，搭乘招商局的轮船来到香港……
不到6岁，赵大年便成了日寇侵华战争中的小难民，辗转逃难，流离失所。儿时温暧的四合院永远的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了。到了差不多要上中学的年纪，赵大年还是没有盼到一个温暧稳定的家。
所幸的是，赵大年落难重庆时，走进了动荡岁月中向往已久的净土——南开中学的大门。
这是一段影响了赵大年一生的重要经历，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那时他学了许多课堂知识、看了许多杂书、有足够时间锻炼身体、热心学习音乐绘画……南开中学让他全面接受了各种教育。“近朱者赤”，赵大年慢慢的长大“成人”了。
说起南开中学，赵大年的“侃”劲上来了。他怀念校长张伯苓，他说他是一个和陶行知齐名的教育家，他奉行“校园主义”——在高墙内维持一片安心读书的净土，那时南开中学的读书环境比现在要好，不比现在的孩子，是老师和家长联合起来对付的“敌人”，什么都得规规矩矩的，分数第一，准个成了一个考试机器。他的中学时代，自主性强，课外活动丰富，6年里，做学校墙报，加入合唱团，忙着踢足球，热心制作小玩艺……那时很多学校都是自己订学习课程，但参加统考，这样的学习环境，不仅学得很开心，而且各科成绩也不错。
对比起现在的中学，赵大年更是怀念南开中学，怀念一个时代的教育。那个时代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人们之间的感情联络很大一部分依靠书信。现在则不一样了，手机在中学已经很是普遍，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比我们那时代实际上落后许多，再加上社会上重文轻理的观念，语文教育着实让人忧虑,其实学好母语才是学好其它各科的基础，这之前虽然有许多科学家呼吁过，但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社会的共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赵大年说今天他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和他从小爱看杂书分不开的，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个人兴趣，她往往决定一个人以后的成长道路。
爱读书的赵大年甚至在赴朝作战时在猫儿洞里也不忘点根蜡烛看书。
1949年，18岁的赵大年投笔从戎，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虽然战争十分激烈，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因为作战总是在夜间，白天隐蔽在山上、树林里，在两次战争中间的休整期，比如待命的时候，他还是能挤出时间读书。印象最深的是读过的一本叫《杰克·伦敦传》的书，因为有过相似的经历，所以读到杰克·伦敦的传奇故事，深深地被折服，被迷恋，于是想找他的一切书来读。
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读书的黄金季节，然而，在异国他乡，可以读到的书不多，怎么办呢？
那时，赵大年已是正排级的军人，每月有10万元（旧币，相当于今天的10元）的津贴费。除了必须生活用品外，他想到通过免费的军邮系统，向祖国北京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邮购图书。于是一本本唐诗宋词、中外名著，千里迢迢从北京飞到战争前线的战壕里，滋养着一个如饥似渴的少年。提起这些，赵大年深有感触： “可以说，抗美援朝就是我的大学，那时读的东西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你今天给我一个电话号码或者告诉一个人名，明天我就记不得了！”
听赵老说自己少年时的读书往事，作为青年人，我也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是在典型的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的，那时我也有和赵大年当年一样的读书爱好，但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看书时间，记得高二考试前课外我读一本《返乡》，被老师发现，不仅被收缴，而且还通知家长要进一步给我惩罚。赵老告诉记者，现在的中学生不是没有爱好，爱好还似乎从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还多，然而这一代却真是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要是看一些闲书，多半会被老师、家长收缴的。
“中西教育的差异”
说起中国当下的中小学教育来，赵大年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赵大年有一个外孙女在美国念书。有一年，他去探亲，检查外孙女的作业，发现作业本上或竖或歪，或大或小，很不统一，有意思的是老师反而没有判差，甚至还列为优等。问女儿，方明白，原来，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很开放，不一定非得在教室里正儿八经听课、写作业，学生可以围座一起讨论，也可以趴在地上写作业，所以写起作业来也是千人千面，各有个性。
赵大年介绍说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的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他认为相比起外国的中小学，而我国的中小学生普遍学习负担过重，在教学上处处强调规范，答案是标准化的，甚至言行举止都要求同一规范，否则被视为异类，认为不可教。学生的想像力、创造力的缺乏就是这样造成的。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电视台“智力测验”节目，到大学去做一个测试，问大学生“0”是什么？台下的大学生个个都不敢回答，短暂的沉默后是嘲笑，“也太小看我们大学生了吧！”；同样的问题，电视台拿到中学去问同学，有同学说是一个数字，有的说是一个英文字母，但说不出别的答案；还是同样的问题，在幼儿园却回答得异常踊跃：有说是月亮的，有说是烧饼的，有说是眼睛的，五花八门……
赵大年回忆一次听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北京的一次演讲，杨振宁说在国外的华人读书都是很勤奋的，往往考前几名，但走向工作岗位后，出类拔萃的往往不是这些人，至今获诺贝尔奖的人中间，有70%以上的人由美国人获得，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优秀。这样的回答意味深长，台下的听众掌声雷动。
谈起教育话题，乐天派性格的赵大年变得沉重起来：我们提了这么多年素质教育，但奉行的依然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素质教育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直正的强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