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呼唤屠格涅夫 呼唤“出格教育”



早就知道赵大年的大名,根据他的小说《皇城根儿》改编的电视剧曾经创下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热潮。他的文字流利、深刻而幽默,然而他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小时逃难流迹大半个中国;年轻时参军,抗美援朝九死一生;中年开始矢志文学,800万字作品著作等身。面对记者,赵老却不热心谈起这些旧事,而是直奔记者的采访主题:“你看我,70多了,身段还挺硬朗,为什么?这都是得益于中学时代体育锻炼的结果,而你看现在我们的中学生,很少有身体特好的,这都是我们所谓的规范教育造成的啊!”

   是的,赵老身材高大,步履稳健,没一点龙钟老态,看上去精神很好。

“语文是各科的基础”

    赵大年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父亲是教授,母亲当小学校长,二人月薪三百多银元,那时一家子日子过得不错。然而,这样的日子他并没有过上几年,“七七”事变就开始了。赵老至今清晰地记得“七七”事变时卢沟桥隆隆的炮声,那天晚上,父亲提了一只小皮箱,匆匆走出四合院,跟随他任教的大学撤退到南方了,而后,妈妈带着他和弟弟逃到天津英租界,搭乘招商局的轮船来到香港……

   不到6岁,赵大年便成了日寇侵华战争中的小难民,辗转逃难,流离失所。儿时温暧的四合院永远的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了。到了差不多要上中学的年纪,赵大年还是没有盼到一个温暧稳定的家。

   所幸的是,赵大年落难重庆时,走进了动荡岁月中向往已久的净土——南开中学的大门。

 青春的呼唤屠格涅夫 呼唤“出格教育”

   这是一段影响了赵大年一生的重要经历,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那时他学了许多课堂知识、看了许多杂书、有足够时间锻炼身体、热心学习音乐绘画……南开中学让他全面接受了各种教育。“近朱者赤”,赵大年慢慢的长大“成人”了。

   说起南开中学,赵大年的“侃”劲上来了。他怀念校长张伯苓,他说他是一个和陶行知齐名的教育家,他奉行“校园主义”——在高墙内维持一片安心读书的净土,那时南开中学的读书环境比现在要好,不比现在的孩子,是老师和家长联合起来对付的“敌人”,什么都得规规矩矩的,分数第一,准个成了一个考试机器。他的中学时代,自主性强,课外活动丰富,6年里,做学校墙报,加入合唱团,忙着踢足球,热心制作小玩艺……那时很多学校都是自己订学习课程,但参加统考,这样的学习环境,不仅学得很开心,而且各科成绩也不错。

    对比起现在的中学,赵大年更是怀念南开中学,怀念一个时代的教育。那个时代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人们之间的感情联络很大一部分依靠书信。现在则不一样了,手机在中学已经很是普遍,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比我们那时代实际上落后许多,再加上社会上重文轻理的观念,语文教育着实让人忧虑,其实学好母语才是学好其它各科的基础,这之前虽然有许多科学家呼吁过,但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社会的共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赵大年说今天他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和他从小爱看杂书分不开的,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个人兴趣,她往往决定一个人以后的成长道路。

    爱读书的赵大年甚至在赴朝作战时在猫儿洞里也不忘点根蜡烛看书。

    1949年,18岁的赵大年投笔从戎,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虽然战争十分激烈,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因为作战总是在夜间,白天隐蔽在山上、树林里,在两次战争中间的休整期,比如待命的时候,他还是能挤出时间读书。印象最深的是读过的一本叫《杰克·伦敦传》的书,因为有过相似的经历,所以读到杰克·伦敦的传奇故事,深深地被折服,被迷恋,于是想找他的一切书来读。

   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读书的黄金季节,然而,在异国他乡,可以读到的书不多,怎么办呢?

    那时,赵大年已是正排级的军人,每月有10万元(旧币,相当于今天的10元)的津贴费。除了必须生活用品外,他想到通过免费的军邮系统,向祖国北京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邮购图书。于是一本本唐诗宋词、中外名著,千里迢迢从北京飞到战争前线的战壕里,滋养着一个如饥似渴的少年。提起这些,赵大年深有感触: “可以说,抗美援朝就是我的大学,那时读的东西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你今天给我一个电话号码或者告诉一个人名,明天我就记不得了!”

    听赵老说自己少年时的读书往事,作为青年人,我也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是在典型的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的,那时我也有和赵大年当年一样的读书爱好,但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看书时间,记得高二考试前课外我读一本《返乡》,被老师发现,不仅被收缴,而且还通知家长要进一步给我惩罚。赵老告诉记者,现在的中学生不是没有爱好,爱好还似乎从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还多,然而这一代却真是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要是看一些闲书,多半会被老师、家长收缴的。

“中西教育的差异”

   说起中国当下的中小学教育来,赵大年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赵大年有一个外孙女在美国念书。有一年,他去探亲,检查外孙女的作业,发现作业本上或竖或歪,或大或小,很不统一,有意思的是老师反而没有判差,甚至还列为优等。问女儿,方明白,原来,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很开放,不一定非得在教室里正儿八经听课、写作业,学生可以围座一起讨论,也可以趴在地上写作业,所以写起作业来也是千人千面,各有个性。

   赵大年介绍说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的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他认为相比起外国的中小学,而我国的中小学生普遍学习负担过重,在教学上处处强调规范,答案是标准化的,甚至言行举止都要求同一规范,否则被视为异类,认为不可教。学生的想像力、创造力的缺乏就是这样造成的。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电视台“智力测验”节目,到大学去做一个测试,问大学生“0”是什么?台下的大学生个个都不敢回答,短暂的沉默后是嘲笑,“也太小看我们大学生了吧!”;同样的问题,电视台拿到中学去问同学,有同学说是一个数字,有的说是一个英文字母,但说不出别的答案;还是同样的问题,在幼儿园却回答得异常踊跃:有说是月亮的,有说是烧饼的,有说是眼睛的,五花八门……

   赵大年回忆一次听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北京的一次演讲,杨振宁说在国外的华人读书都是很勤奋的,往往考前几名,但走向工作岗位后,出类拔萃的往往不是这些人,至今获诺贝尔奖的人中间,有70%以上的人由美国人获得,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优秀。这样的回答意味深长,台下的听众掌声雷动。

   谈起教育话题,乐天派性格的赵大年变得沉重起来:我们提了这么多年素质教育,但奉行的依然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素质教育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直正的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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