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半生为人》读后
最早接触到徐晓这个名字是在《天涯》的“民间语文”栏目里，那里常常发表一些文革时期的书信，而提供者往往便是徐晓。
我以为这个徐晓是个历史学者，或许正在为自己的某部专著收集资料。后来却从别人的回忆文章里得知，徐晓原来还是民间诗刊《今天》的编辑，而且是个女的。
那时我还没有从诗人梦里走出来，《今天》以及那群人对于一大批象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有着某种神圣的味道，而一个女诗人（尽管我不知道她是否写过诗），《今天》的编辑，能让我想到的，便是象伍尔夫、林徵音这样的“才女”与她们那文人拱聚的“太太的客厅”。
我不相信她们会生活在一个悲惨而丑陋的现实里，即便遭遇到命运的打击，那她们大概也会象“十二月党人”们的妻子那样，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展现出一种辉煌的悲壮来罢，我想。
正如对“女诗人”的想象，我也曾误解了散文这种文体。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散文是一种“中老年文体”，与诗歌的敏锐，小说的厚重不同，散文更象才子董桥所说的是一杯“下午茶”，是用来品的。象张中行、周作人的文章那样，是一种“知性”与“智性”的交融——情感当然也是有的，但不能多，就象咖啡中的奶糖或斋菜中的调料，提味即可，多了便腻。
但这一切在遇到徐晓的《半生为人》后，全都被碰得粉碎……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时，主编朱伟对文字的挑剔是出了名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下这样“浓墨重彩”的感动：
“她的稿子写成，是送到我家里来的，我流着眼泪读完那些密集缠绕着要强加予我的悲伤，那是一种被搅拌成浓厚得无法撕裂又无法排遣的伤情，一个女人对她职责无休止的追究使我震颤，我无法穿透那竭尽心力淤积在那里的忏悔，那绝对是一种沉重到使脆弱者无法承受的压迫。我想我当时是在这无法挣脱中才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谢谢你写了一篇好稿子。我当时没说的是，谢谢你让我触摸到了一种崇高，这崇高其实就自然在那撕心裂肺、肝胆相撞之间。”
是的，撕心裂肺，这就是我在《半生为人》中一次次遭遇的感受，那种窒息般的情感如此浓厚，以至于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书，带着颤抖的手去抽根烟或干点别的什么，直到心绪平静些后再回到书前。
我不知道徐晓要在怎么样的心态下才能用笔写下这些文字。
据她自己说，在她先生去世以后，她才觉得“写作真是自己内心的需要。”
“你把它当成内心的需要，而不是一种职业，这时候你那种写作真的是特别苦……正是因为这种痛苦，你留下了你的生活。”
“很多东西不是想好了再写的，事实上都不是想好了再写的，写的过程就是想的过程，是重新体验的过程，是一个还原的过程，不是还原现实的事件，是还原一种内心的感受，这种还原等于你又过了一次。”
每次写作对于徐晓都是这样一种痛苦的“还原”，所以她写得特别少。以至于她的朋友丁东感叹，作为一个“能干的出版人”，徐晓的这本书（也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可惜出得太迟了”。
但对此徐晓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在20年前，我那个时候20多岁，写我刚刚经历过的生活，我肯定不是现在这种心态，我自己可能写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而在20多年的生活磨砺里，“实际上记忆最后很多会变成没有，很多东西就褪色了，没有了，”当她真正动笔时，只需记录下“记忆里最后留下的”，而这才是真正珍贵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流逝的时间成为她的记忆，也是她的作品最好的编辑。
而文章中另一种感人的力量来自她笔下的对象：周郿英、赵一凡、刘羽、陈加明、陆焕兴……“通过像徐晓这样浸含泪水的笔墨的描绘，这一群人蹒跚前行的身影在人们的视野里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的言行将逐渐赢得大众迟来的理解和尊敬。”
正如作家陈徒手所言，在那段艰辛的岁月里，他们斗争的勇气和精神探索的力度，表明了中国当时民间所运行的、所积蓄的一股思想力量，显示了中国民间知识分子持守的人格底线；而他们之间醇厚的友情至今让人感念，没有残渣，全凭纯粹的人生信念，犹如久违的古人风范。
这种用心灵抒写的真情，感动的不仅仅是有着同样历史记忆的一代人，而是包括徐晓自己“16、7岁的儿子”在内的每一颗纯净的心灵。
一位母亲在网上为徐晓留言，“儿子十一岁了，在上五年级。每天在儿子入睡前，我会给他读一节。在“半生为人”真挚情感的氛围里，尽享天伦之乐之温馨。这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啊？我相信，“半生为人”会让儿子体会到书籍的魅力，终生受益。”
对于一位作者而言，还有什么赞誉能让他（她）感到更大的慰籍？
在书的序言里，徐晓写道，“我愿将此书当做一束野菊花”。帮助本书的出版的解玺璋认为，这恰恰是徐晓“最集中的一点”。
“为什么叫野菊花，我没有问过徐晓，野菊花现在在花市上可以看到，淡淡的，有一点香味，很朴素，不起眼，有一种很绵长的感受……我特别认同她对这本书的判断，她就是献给大家的一束野菊花，她的意境、包括对文字的要求都在这里面。”
愿这束淡淡的野菊，将花香飘洒向每一个悠长的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