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件有意思的事。 2008年2月14日，虽然沈阳市铁西新区大潘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一生猪养殖场的老板李卫国春节过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提醒猪场的兽医一定要尽快去兽医站领取三种免费疫苗——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猪瘟疫苗和口蹄疫疫苗，用于给生猪实施强制免疫。可是，从2007年8月份开始，和许多同行一样，李卫国就已经开始对前两种免费到手的疫苗重复采取“先领取再弃用”的“对策”。 这是件耐人寻味的事。 “领取免费疫苗是必须的程序，小养殖户可以不领，大猪场是不敢不领的。”除口蹄疫疫苗被保存进冷柜待用外，其他疫苗会被李卫国随手丢到仓库的角落里。至今，堆集在仓库里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和猪瘟疫苗已过百瓶。“敢领不敢用”是因为李卫国的猪场里曾有400头仔猪在接种了猪瘟疫苗后死亡，邻近猪场也发生过生猪因接种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而死亡的实例——免费且强制给生猪实施免疫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和猪瘟疫苗正遭遇大面积弃用的尴尬局面，更为严峻的是，猪农这一带有普遍性的自发行为避过了官方监管，这也给猪肉供应前景留下阴影。 虽然监管部门与疫苗生产厂家均表示属疫苗应激反应，但沈阳周边地区的猪农在权衡个人利益之后，对免费发放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和猪瘟疫苗都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谨慎态度，领取后弃用者并不在少数，甚至有猪农直接将刚领来的免费疫苗深埋地下。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其他地区的猪农也纷纷通过网络论坛宣泄着他们对上述两类疫苗的困惑，生猪免费强制免疫制度正面临挑战。 免费疫苗——“发”而不“用” 不可否认，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得到控制，疫苗功不可没，但在防疫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 当2007年5月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正式投入使用时，因疫情普发而终日惶惶的李卫国看到了那根救命稻草。然而受疫苗定点生产企业产能的限制，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并未进入市场流通，农业部以每毫升0.8元的价格统一收购后再根据防疫的具体需求调拨各地免费发放给猪家，对生猪实施强制免疫。 由于沈阳并未发生疫情，直到2007年8月，李卫国才领取到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灭活疫苗（NVDC—JXA1株），为山东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和猪瘟疫苗[“文易宁”猪瘟活疫苗，为瑞普（天津）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相比于当时处于极度兴奋中的李卫国，猪场兽医对这两种从未使用过的疫苗显得更为谨慎，猪瘟疫苗被先接种到处于独立圈舍中的400头仔猪身上。几天后，这些市值20余万元的仔猪相继发病死亡。由于没有做详尽的检测，至今也无法断定仔猪死亡原因，兽医界的很多人士判断为应激反应。 同时期，与李卫国毗邻的猪农田桂荣则给饲养的100头仔猪和100头母猪全部接种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后全部发病死亡，损失直逼50万元。疫苗生产厂家的技术服务人员对此解释说，或许是仔猪在接种疫苗之前已经感染了病毒，尚未出现临床症状，接种疫苗后引起强烈的应激反应，造成发病甚至死亡。而来自辽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解释是，此种情形属接种疫苗过程中常见的应激反应。
事实上，大潘地区因接种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和猪瘟疫苗后发病死亡的生猪数量并不为少，业内权威人士的统计数目为至少1万头，而此数字曾一度在猪农间被上升为10万头。“这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普通市民是想象不到的——10万头猪如果全部出栏投放到市场上，可以供沈阳的老百姓吃将近一个月！”不过，猪农们的视线显然有着更强的“穿透力”，“就算以一头猪100公斤计算，市场上会多出多少吨猪肉？”话里话外，猪农们还想到了去年8月份以来猪肉市场价格的轮翻上涨。 不仅是在大潘地区，生猪接种上述两类疫苗后出现应激反应的情形在东陵区、苏家屯区均有出现，即便是被国家定为生猪调出大县的辽中也未能幸免，猪农的损失少则几头，多则几百头，准确数字难于统计。 而根据猪农在网络上的反馈，生猪因接种上述两类疫苗后而发病死亡的现象在天津、广东等其他地区也曾相继出现，均称为应激反应。 心理对抗——猪农花钱买“平安” 事实上，监管部门通过免费强制免疫制度“保护大部分生猪”的目标得以实现；但对猪农来说，任何一头生猪的重要性都是100%，这也是上述两类免费疫苗遭遇抵制的根本所在。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从确定病因到研制成功仅耗时90余天，与国际上普遍需耗时3年相比，堪称疫苗史上的“神话”。但作为监管方，相关农业主管部门对强制免疫过程中出现应激反应或不良反应的公开释疑却不多，2007年6月公开发布的数据是实验室保护率超过80%，直到2007年11月才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提及“在实践应用中，绝大部分未见不良反应”。而是不是应激反应的说法并不重要，对于李卫国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弥补损失，“对猪农来说，哪一头猪都是血汗换回来的。” 而“理论上”应该出现的“转机”却没能如期而至。修订后的动物防疫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依法实施强制免疫造成动物应激死亡的，给予补偿。”对此，李卫国的评价就一句——“我不能去冒那个险。”在他看来，目前这方面的赔偿标准尚不明晰还不是最大的风险所在，“最要命的是，如果我们都上报了死猪的情况，有关部门下来调查期间所有相关猪场是先要被封了的，里不进外不出，而要查清死猪的原因，两三个月甚至连半年都是有可能的。”说这话时，正值春节期间生猪出栏高峰，也恰是李卫国和其它猪农们“不能却冒那个险”的思想出处。于是，在他们从此选择了私下购买曾使用多年的某品牌非免费猪瘟疫苗和低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的那个时候，有关部门也就开始且很有可能是永远丧失了得知国家生猪免费强制疫苗被弃用实情的机会。“不过，对于口蹄疫疫苗，我们选择的是免费发放的，这种疫苗经过试用效果还不错。”李卫国和许多猪农同样客观地说。 包括大潘、东陵、苏家屯和辽中县在内的沈阳周边地区，虽然猪农们会按时按需领取免费高致病性蓝耳病和猪瘟疫苗，可有越来越多的猪农选择了弃用，自行外购的疫苗被他们接种到了生猪体内。李卫国说之所以会去领取，是因为这些免费疫苗的身上还捆绑着“强制”二字。在猪农们看来，养猪场领取免费疫苗与他们是否免疫了有关，哪怕免费疫苗领取后即被扔进马桶。“我们去领疫苗时，猪场的名字会被登记造册。”李卫国及其它猪农凭着2007年8月份以来的“经验”得出体会，只有前去领取了疫苗他们的猪场才会被视为“已经免疫了”。 有猪农在网络论坛里称，在天津，甚至有猪农将免费疫苗领回后即扔进热水里煮20分钟，然后深埋，再把空瓶交还兽医站“交差”，因为空瓶是要强制回收的。这种对免费疫苗的谨慎甚至是不信任情绪在猪农间通过言语或网络扩散开去。 猪农与监管者在免费疫苗使用上的一场心理对抗悄然间开始。虽然各地因接种免费强制免疫的疫苗而出现过激反应导致死亡的生猪数量不一，但依然无法回避免费强制免疫制度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更多的猪农在接受这种对待疫苗的谨慎态度。 显然，沈阳猪农私下弃用疫苗的情形避过了沈阳市动监局的监管视线，其官方网站上2007年10月的文章称高致病性蓝耳病“免疫率已达到了100%”，事实上，李卫国的生猪养殖场里从未接种过此类疫苗，而其他地区和猪农如此作为者也不在少数。沈阳市动监局动物疫病控制处的负责人表示，猪农必须领取免费疫苗且强制接种，大猪场由兽医站监督接种，散户由官方兽医接种。事实上，这种作法也并未得以推行，监管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显而易见。 事实上，猪农的谨慎态度也与兽药行业内部人士的判断有关，有辽中县兽药行业资深人士直接将产生应激反应的原因归于“疫苗质量不过关”。 权威专家仇华吉则直言“合格的疫苗是不会出现应激反应的”，如果某厂家的疫苗在大面积内都引起了应激反应，就应该被停用。仇华吉的身份是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药研究所猪传染病研究室主任。 国家农业部兽医局一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接种猪蓝耳病疫苗后出现应激反应的情况确实在部分地区被发现，但这是个让专家也很头疼的问题，有关部门虽然也在想办法，但目前解决存在困难。 重复埋单——一年扔掉26个大型猪场 无论是法律约束，还是利益衡量，免疫都是从事生猪养殖这个高危行业无法逾越的红线。 截至2007年11月7日，农业部共调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近10亿毫升，以每毫升8角钱的定价计算，总花费近8亿元。虽然相比于中央财政每年六七万亿的收入，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按照当前每建一所大型养猪场需3000万元的惯例来计算，这笔钱却足以使26个幅射区域相当广的大型养猪基地拔地而起。 有业内人士预测，今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的市场价值至少为16亿元，而猪瘟疫苗的市场价值也在5亿元左右。试想，如果猪农弃用免费疫苗的行为扩散，将会有多少免费疫苗被丢弃？多少个肉价压力被缓解的机会丧失？多少钱会打了“水漂”？同时猪农们还将为多少重新购置疫苗的费用埋单？ 来自哈尔滨某兽药生产企业的声音表明，沈阳仍有猪农暗地里到该药厂寻求已经用习惯了的疫苗，但要求厂家不得对外透露他们的名字。 所谓强制免疫，是国家针对那些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施的。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1月22日表示，当前正值重大动物疫病高发季节，务必把免疫工作放在首位，确保“应免尽免，不留空档”。事实上，“空档”并没有完全被堵死，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等到强制免疫沦落为“徒有虚名”之时，一旦疫情来袭，生猪养殖业将面临重大打击，这也为猪肉供应前景留下阴影。 可对于拥有定点生产疫苗资质的企业来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的出现却俨然成为行业崛起的大好时机。中牧股份是疫苗行业的龙头企业，其股票价格从2006年入夏时的不足6元，呈直线上升趋势飞速增长，虽然近期有所震荡，但仍保持在33元以上。国泰君安研究员秦军认为，国家免费强制免疫猪蓝耳病和猪瘟两种疫病，使得一些像中牧股份此类与疫苗紧密联系的企业和行业迎来了新的利润增长契机。 李卫国以为，免费强制免疫制度对猪农来说是好事情，可最重要的是疫苗的选择权应留给猪农，否则弃用行为很难就此停止，为疫苗重复买单的行为也将“神不知鬼不觉地”继续。 (文中李卫国、田桂荣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