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在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可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无论是搞政治工作的人，或是做经济工作的人，或是做学问的人，要真正把唯物辩证法当作“世界观”、“方法论”、“武器”，该是多么的不容易！
有的人懂辩证法，有的人不懂辩证法；有的人会用辩证法，有的人不会用辩证法；一个人有时用辩证法，有时又放弃它；有的人在无意识中应用了辩证法，也在无意识中丢弃了辩证法；也有正确地有意识地应用辩证法和有意识地抛弃辩证法的。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利益需要和认识水平（以及应用辩证法能力）的高低。
可以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立场和观点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事物、一切人、一切问题，才能得出正确或接近于正确、比较正确的结论。这是一条认识和理解事物的规律，但又常被人们所忽视，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著名经济学家苏星说：“一般来说，所有规律都是在被破坏时才令人感觉到，而破坏规律不能不遭殃。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当事情办成功时，认真总结经验，是同样可以认识规律的。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可能感觉更为深刻。”（《怎样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75页）苏老先生的这段话本身就是应用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看问题，它客观地提出了认识规律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的渠道。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最常出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做法是：喜欢从成功中总结经验，不喜欢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从成功中总结的经验多，从失败中总结的教训少；无用的经验多，有用的教训少。
例如198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4页）
在这段话里，邓小平同志的观点至少有两点是客观辩证、令人钦佩的。第一点，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有好事，也有错事；第二点，认为在自己的传记里不仅应该把好事写下来，不好的事、甚至错事也应该写下来。
可是最后一句话“所以还是不写的好”就不是辩证唯物的了。虽说这瑕不掩瑜，但也是瑕瑜互见的。那些“不好的事”、“错事”，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写出来和不写出来都应该是一个样，这有什么好遮掩的呢？因此我看邓小平同志说前边的话像“男子汉”，而说后边一句话则像“女人”——像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所写的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女人”了。这“曲调”是什么呢？这“曲调”就是写兼具“好事”和“不好的事”的“传记”。这应该是一个好“曲调”，如果邓小平同志在他生前能把这“曲调”写成，那他一定会更加伟大。可是这“曲调”未成却先有“情”了。这“情”又是什么呢？这“情”大概就是——只让大家对那些“不好的事”、“错事”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足以说明老人家是“襟怀坦白”的就行了；至于好事，那自然是在宣传物上一条一条明摆着的。邓小平同志的以上态度代表或说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重成功、轻失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不容易、不情愿对一切人和事物都抱着一个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
违背唯物辩证法、或者说不是唯物辩证地认识事物而得出的理论、观点是很多的。假使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都从实践中来，但却会得出十分不同的结论，“因为社会生活现象的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2页）
要真正在我们的思想工作中贯彻唯物辩证法，不能只是从正面提倡唯物辩证法，更重要的是要敢于批评那些最应该按辩证法办事、却又没有按辩证法办事的大人物，让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