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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在岳玉珠老师的博里，看到了有关装备制造业方面的文章，引发了我多年前的思考。在一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产业格局的形成和具备，成为一个地区能否在一国经济，抑或是全球竞争中胜出的“要命”考量（尽管这种产业的形成，有可能对未来环境造成巨大伤害，所有人将为此而支付巨大的代价）。但从目前来看，我们似乎还找不到一条发展与保护兼而具得的道路（此话题不是下文要表述的，打住）。
我所关注的是沈阳——那个曾经的我国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
沈阳：一个城市的产业困惑
文/曹世中
沈阳，是我国一、二、三“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投入的地区之一，与哈尔滨、洛阳等城市一起，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批国家重型工业制造基地，并为中国经济今天的崛起，奠定了重大的基础积累。直到改革开放后，沈阳的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仍然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可惜的是，这些城市面对开放大潮，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产业“沉沦”期，尤以沈阳、洛阳为重。
记得是1987年，我在一家建筑机械厂技术科做情报工作，参加了在大连举办的国内第一次重工机械装备展。参展的有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厂商，拿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机械，在现场进行展示。那时，他们生产的混凝土泵车，就可以把混凝土打到百米以上的高度。而当时，国内的建筑工程基本上还是靠龙门架，将一车车混凝土吊到每个楼层的浇注口，进行人工灌注。
当时，混凝土旋转运输车的进口报价是180多万/台人民币，混凝土泵车是300万/台，高吨位汽车起重机更是高达500万/台以上。参展结束后，我曾给单位写过一份报告，建议对这类高、精、尖的技术装备进行可行性研发，一定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可惜当时的单位小，没有引起重视。
此为可惜之一！
三一重工（如今国内民营重工机械生产企业的老大）发现这一行业的商业机会，是在五六年以后的事了。其介入之后，国内市场需求旺盛，三一则实现了超常规成长，2007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00多个亿。
时光辗转到2004年，薄熙来在出任辽宁省长。他曾说，“要把沈阳打造成亚洲最大的装备设备生产基地”。
听后令人为之一振——沈阳完全有这种优势啊！
然而，官员有言在先，下属只听楼梯轰响。 没几日，其人官至商务部长，此动议就没了下文。
此为可惜之二！
应该说，在全球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重心转移过程中，沈阳曾经面临很多机会，但都与其失之交臂。沈阳在计划经济时代沉淀下来的“产业价值”，至今仍然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丝毫重视。在不发达地区，城市的经济形态更多地表现为“长官经济”，这样的产业价值不被官员们所发现，也就情有可原。
沈阳地区的装备技术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产业工人素质等等有价值的产业资源，直到今天仍然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困惑”中睡大觉，而不能为一个城市或地区创造产业价值，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痛心。
此为可惜之三！
“ 五一”前，与三一重工的一个副总在一起吃饭，聊起了他们在外省的产业布局。据他讲，三一在沈阳投资建了一个煤机厂，只两年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几个亿。
至于产业配套环境，沈阳不缺，东北更不缺。沈阳缺的是能进行“产业引导”的龙头企业。
在地区或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上，我曾提出过“傍大款”的观点。“傍大款”的优势有二：
其一，可以避免产业投入风险。
其二，可以免去市场拓展风险。
沈阳如果不能出现“产业大款”，为什么不能选择为别人做做“嫁衣”，去傍一傍？既无“大款”可牛，又无“大款”可傍，这样的产业环境继续下去，最终只会使一个地区失去一切竞争优势。
不懂产业依存度的价值，会让沈阳一直困惑下去。
此为可惜之四！
2006年，沈阳机床集团曾在上海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卖沈阳机床集团49%的股权。获知这一消息后，我曾安排记者对此进行采访，遭到拒绝。后来，三一有意出资控股，也被排除在门外。
令人费解的是，此股权的大比例份额，最终转让给了一家美国基金。
此为可惜之五！
当国家的“产业价值”在政府官员主导下，而不是按照市场价值与境外“资本价值”联姻，不知道又可以顺带创造多少“官员富豪”。
这既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悲之处，也是未来一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所在。
一个城市的未来，就在这个城市当政官员的手中。这是我们政经一体的大环境所决定的。
一个官员对城市未来经济的诉求，决定着这个城市未来的繁荣与沉沦。
沈阳仍在“困惑”中。
唯希望这种困惑不再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