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宏志论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译者》提到的“译者”，即是大清帝国天朝习称的“通事”。文内涉及“通事”的笔墨较洋人的“译生”为多。读罢王教授长文，重新感受到旧时中小学老师所说的“丧权辱国”的悲痛。我在旧文《天朝通事：买办英文》引述王宏志文章的关键语。他说以中英两国当时的军力来比较，英方在鸦片战争取得胜利，几是定数。“但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译者的情形下，中方无论在战争情报以及谈判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这实际上也影响了战争的成败以及后果。相反，假如清廷能认识到翻译在战争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他们又是否会这样的一败涂地？” 负责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不是不知道跟英国人交手需要“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可惜通事给他探来的“夷情”，只见其虚，不见其实。他在1840年7月10日的奏折写道：“英夷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郡乡井平民亦尽足制其死命。” 翻译原来是一种文化事业。人文学科知识得以跨国传播，靠的就是翻译。翻译当然也是外交和跟外商往来不可或缺的媒介。王宏志洋洋数万言的长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讲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通事”，下篇集中讨论的是英方的“译生”。据王教授研究所得，英方译者在这场战争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出一般的翻译和沟通的工作。他们不但积极参与真枪实弹的战事，更直接介入双方谈判，因此在整场战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方译者的表现远胜于中方的“通事”可就历史的因素来解释。我们或可这么说，如果西方教会不是急着要救中国人的灵魂、如果英国商人不是热衷于跟中国人做买卖，像王宏志文内所举的几位“出色”的译者，因为没有什么实际需要，就不大可能出现。大英帝国的子民，深以米字旗无落日的国势为荣，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学中文？ 1792年，乾隆接见不肯三跪九叩的“英夷”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看到他呈上的国书，方知使团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祝贺自己的“圣寿”，而是另有所谋。既然如此，何必跟这厮厮混。于是让特使带回一些像茶叶丝绸之类的礼物，用以回报英方带来的“贡品”，但拒绝英方通商的要求。 且引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所录的天朝敕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思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1794年，马戛尔尼的使团回到英国。此行虽做不成买卖，但却给英国的“有识之士”难得的一次机会，接近观察虚有其表的“天朝”真面目。马戛尔尼留华期间一直有记日志。依他看来，中华帝国是一条老旧、疯狂、第一流的军舰。过去一百五十年还能漂浮水上，端赖舰上各官兵能维持警觉。这条老古董之能威吓邻邦，靠的是外貌和体积。但这破船一旦任由一个能力不足的船长掌舵，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会瓦解。船身也许不会马上下沉，可能还会在海上漂流一阵子才随波浪抛到岸上折成碎片。但破船从此再难恢复原貌了。 马戛尔尼二百多年前对“天朝”的观察与预言，日后几乎一一兑现。他预言“天朝”国势一旦崩溃后，将彻底颠覆既有的营商模式与秩序，不但对亚洲如是，对世界其他地方亦如是。中国人辛劳勤奋的精神与精乖灵巧的天性将会受到考验，也因此变得羸弱，虽然不至于全部消失。到那时候中国的海港再难封闭，因为意图在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必会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去打开门户，争取市场。大家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结果会造成乱局。 “天朝”沦落，那么，在马戛尔尼的水晶球里，他看到的大英帝国又是什么一番景象呢？他说由于英国财富充裕，人民天赋又高，将会一跃而成为在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势力。马戛尔尼据此原因推想，大英帝国将是上述世事演变中的最大得益者。大英帝国将凌驾于所有对手之上。 大英帝国要跟“天朝”做生意，原先以为一切问题可以“动口”解决。谁料自认“上国衣冠”的朝廷把他们看做不知进退的barbarians。英国人一心要闯入中国市场，“动口”达不到目标的话，自然就会“动手”。为了“凌驾”对手，他们致力于“知己知彼”的摸底工夫。英政府要跟“天朝”沟通，事事得依靠翻译帮忙，这也说明为什么在鸦片战争期间立下汗马功劳的英方译者生前死后都得到官方的重视和表扬。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死后，香港总督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明令所有英国船只下半旗志哀。比起马儒翰来，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死后更见荣哀。虽然他生平备受争议，香港政府还是在最繁盛的中环地区的一条街道以他粤语拼音的名字命名，即今天的“吉士笠街”。殖民时期的香港政府虽有惯例大量采用殖民官员的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筑物，但是属于译者身份的，仅郭实猎一人。 我在《天朝通事：买办英文》中引用了王宏志的数据，略为提到替“天朝”服务的“通事”究竟是什么人物。一位名为鲍鹏的，在琦善（投降派）跟英方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谈判时曾从中做过“沟通”的工作。后来他回到澳门，探望老主子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和旧日的佣工同事。一众哥儿们拿“士别三日”的老话跟他开玩笑，他马上跳起来，伸出右臂，紧握拳头，破口大叫道：You thinkee my one smallo man? You thinkee my go buy one catty rice, one catty foul? No! my largo man, my home catchee peace, my have catchee war my hand, suppose I open he, make peace, suppose I shutee he, must make fight. 这段“通事”英文，幸有齐思和的中译：“你们以为我是一个小人物吗？你们以为我去买一斤米，一只鸡吗？不是，我是大人物啊！我的手中抓着和平，抓着战争，要是我打开它，那就和平，要是我合上它，一定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