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信仰与祛信仰：以九华山为例
陈岩锋宇宙之王 由锦绣如画般的黄山去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的九华山仅需要二个多小时，比我想象的距离近了许多。此次旅程是从黄山东南脚下的翡翠谷农家出发，从东面绕过黄山到黄山的北麓，经过烟波浩淼的太平湖，然后到达青阳县管辖的九华山。去九华山的道路正在改造，是由黄土路和柏油路组成的，路况比较差，颠簸得十分厉害。几乎可与古代抬花轿折腾新娘子相比了。不过，我们可没有她那样喜悦。 青阳县比较小巧，或许身处内陆山区，发展比较缓慢，交通不是很发达（途径青阳的池州至汤口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也没有宏伟的建筑。拖拉机在主干道上横冲直撞，垃圾四处乱倒，骗子随处流窜，也没有人管理。显而易见的是：这不但与我们心目中神圣的九华山无法匹配，更与距离不远同处一地的黄山难以匹敌。我们因而不难想象到九华山的风土人情与其大幅度涨价的门票（由90元调整为140元）不但难以契合，也不会与黄山的风土人情和门票大幅度涨价（旺季由130调整为200元）有多大的契合。由此可见，在九华山名实相符倒是比较鲜见，名实不符倒成了屡见不鲜了。难道佛教徒所信仰的“色即是空”思想在此发挥了作用？ 从黄山出发时，并没有赶上直达九华山的车辆，但搭上了开往池州路过青阳县的巴士。青阳县城到九华山也要30余公里。到青阳县城以后，询问了汽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车票已经停售。可以搭乘站外的出租车或者中巴上九华山。我又询问了停靠在汽车站内车辆上的司机，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和尚，我认为出家人不打诳语，所以才问他们。他们第一句话不是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向我突出了问题：烧香还是旅游？我顿时警惕了起来并说了慌，告诉他们我是来烧香的。于是告诉我上山只需要每人十元。到了他们指给我的出租车，我听到了同样的话，也同样说了慌。在到汽车站之前我也扯谎了，因为那司机说包车要80元，他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出门在外虽然要万般警惕，但他们三番五次的精神轰炸，叫我愈加忐忑不安。寻思到：这中间一定有猫腻儿。果不其然，汽车站外的路人告诉了我真相：他们的阴谋是在你坐上汽车以后，拉到山上庙里叫你买高价香火，由此分点红利，榨取点阿堵物。如你不从，他们就会给你脸色看，嘲笑你，诅咒你，殴打你。大致是上了他们的车就算上了贼船。难道在佛教圣殿还会发生这一幕？难道佛教徒信仰的善良被祛除？难道信仰在世俗面前就那么不堪一击？的确，我这样反问是有些幼稚。 在圣殿之下什么都可能发生。20世纪初，被威逼逃难的达赖喇嘛都曾经被信仰佛教的蒙古王公白眼相待，充分地感受到了神圣在世俗面前的虚无，也感受到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无奈。《西游记》也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唐僧到了西天，为了取得真经也不得不送上份子钱。信仰很容易被世俗破坏。莫不见世俗已经包围了佛教圣地九华山的殿堂、塑像、清泉、碧竹，甚至连为信仰献身的肉身菩萨也受到了世俗的污染：被世俗利用。佛教意图修持的信仰在这里被屏弃。相反的是，佛教所屏弃的在里却被信持。由此可见，信仰与去信仰不是一个今日才有的问题，是早已生成了的。诚如尼采和福柯的理论所指出的，在这个词语没有创造出来之前就有了它们之间的冲突。虽然马克斯·韦伯着重指出去魅是主要因素。 我到了九华山之后第一晚住在九华街的农家，这是一外地人开设的家庭旅馆，价钱还算便宜，只需50元。第二晚则住在比黄山迎客松更为漂亮更年长的凤凰松下的家庭旅馆。旅馆下面几步远处是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光明顶下来之后我就住在了这家旅馆。旅馆旁边是众多的尼姑庵，年龄最长的尼姑已80余岁。由于另修了一条宽阔的道路，路过这里的游客比较稀疏，她便不像九华街的和尚可以坐等香火，而是招呼着下山的游客到她的庵里磕头，烧香。当然磕头，烧香也不是没有想法的，她希望善男信女施舍点钱财。不过，老尼姑还算和善，即使你不施舍她也不会勉强你，更不会为难你。这点“出家人”比世俗人强了许多。 旅馆是由本地人开设的。房子比较简陋，床单还打着补丁。他们夫妻还算老实。告诉了许多我并不知道的奇闻趣事。游历了一日，我坐在椅子上看尼姑拉客，看男房东推销大米。他的推销词语是：老尼姑生活不容易，你们给她买袋大米吧。而游客则反诘道：你怎么不直接送给她？房东回答：我是做生意的。由此不难看出，以养家糊口为起点，很容易找出借口来弃绝信仰。毕竟能为信仰而存在除了极个别的勇者，便是我们所想象的了。 为信仰存在的的确寥寥无几。因为这需要克服人本身难以清除的“人性”，如若没有坚强的意志，很容易便抛弃了自己的信仰。可是，历史好象与我们开了一个千古不化的玩笑，恰恰是被世俗抛弃于不顾，在当时他们认为微不足道的几个人，却留给了我们丰富的精神遗产。成为后世信仰与膜拜的对象。在半山寺我就曾遇到一位貌似这样的中年尼姑，她和弟子正在修缮庵子。她身着满是补丁的袈裟，脚穿破烂的草鞋，蓬头垢面，好象早已脱俗，实际给我的感觉依然：我们这些游客来了，他依旧劳作着，好象旁若无人。的确能不理会世俗压力已经很不容易。但不知道她能否也得道。
然而，得道的却不能是趋炎附势的人士。无论他趋附的是官僚还是民众。倘若我们追溯一下信仰的历史，也不难发现，他所信持的就是他认识值得信仰的有价值的，并不为人所动。创造佛教的释迦牟尼如此，创造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如此，耶酥基督如此，苏格拉底如此，老子庄子如此，唐朝不远万里到西天取经的唐僧如此，从新罗国来到九华山修炼，被认定为地藏菩萨化身的金乔觉也是如此；即便我们回到现代，也有这样的人物，譬如马克思、尼采、弗罗伊德，九华山的肉身菩萨亦复如此。他们都在为信仰而生存，也因为如此而得道，也因此受到众人的膜拜和信仰。虽然受到膜拜并非他们努力的方向，但由此我们便可以知晓对于失去信仰的人来说，还是有值得信仰的东西。只是他们不愿意为信仰付出罢了。 我这样说有充分的依据。虽然这些先贤为信仰付出很多，也不排除影响到一部分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先贤率先垂范的意图也是改变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希望人们按照他们那样生活。不过，虽然先贤实践着信仰，并且为此不惜代价，但人们并不买帐。他们对于信仰只能是叶公好龙。并不会付诸实施：因为世俗比信仰更符合“人性”。因此，即便同是出家人，得道的也是寥寥。更别说生活于世俗的人了，早已将信仰抛于脑后。 可是，祛除了信仰的人们并没有像甩掉沉重的包袱一样轻松。失去了信仰，生活难免变得糟糕，但不至于糟糕到无法生存。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得人们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寻思着信仰可以拯救他。不过，等这种阵痛过去之后，信仰仍旧被贬低地一文不值。历史上人们的表现周而复始的如此。 因此，信仰并非每个人都玩耍的游戏，而是极个别人的专利。它需要坚强的信念，否则难以实现。然而，信仰的影响力在沉默的大多数人面前不能不讲是徒有虚名，仍然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如果说信仰是集体的多数派，不如说是个体的少数派，如果说祛信仰的罪魁祸首是个体的少数派，不如说是集体的多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