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写于00年）
音乐算是我的业余爱好，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我在广州读小学的时候，母亲为我请了一个家庭钢琴教师，叫赵碧姗，她的名字用妈妈家乡的苏州话来念，就成了“小瘪三”，所以我还能记得，其实，她的琴教得很好。后来我随家里搬到了北京，又跟清华大学音乐室室主任的夫人李雅妹继续学钢琴，我每周去她家一次，她每次要为我辅导40分钟左右，学费是多少我已经忘了，但是在当时是属于比较奢侈的消费。如果从小学开始学的时候算起，前后也学了有五、六年了。
那时候，我们国家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人们看的国外电影也多数是苏联电影。苏联电影里是很时兴拉手风琴的，所以我一直对手风琴很向往。在中学时代夏令营里的一次拉琴的尝试，曾使我兴奋不已。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进学校就参加了数学系的乐队，当时乐队的指挥是被系里师生称作数学神童的马希文，家里也给我买了一架32贝司的小手风琴。到了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学校里也在大炼钢铁，再加上我在学校里住宿，所以已经没有时间练钢琴了，我就开始改练手风琴。
后来，北大学生会下属的文工团设立了手风琴队，我就加入了。我觉得那时候学生会能拿出一笔钱来建立校文工团，其中包括管弦乐队、民乐队、钢琴队、手风琴队、地方戏曲队、舞蹈队、话剧队、合唱队等，对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高尚的情操确实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手风琴队每周活动一次，排练一些舞曲，周三和周末常常为学校的舞会或者留学生的舞会伴奏。此外，我们还为独唱、合唱伴奏，我就是学校女声小合唱的手风琴伴奏。为了提高自己的手风琴演奏水平，我有时会在星期天从早到晚练上七、八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此外，我们手风琴队里的骨干还常常到解放军歌舞团找手风琴手张自强和王碧云去学习，他们夫妻两人也很热情地教授，分文不取。这样，由于勤奋的练习和以前的钢琴基础，我的手风琴也算练得不错了，在一次全校的独唱独奏比赛中，我的独奏获得了第一名。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担任了手风琴队的队长。
虽然我的琴已经拉得不错了，但是我觉得在音乐方面我还是缺乏天才。其实，钢琴也好，手风琴也好，它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技巧。你刻苦练习，可能琴拉得不错，但是你也许还没有领会其艺术内涵呢，这种情形，就象一个孩子能熟练地背诵唐诗但未必理解一样。我在给别人伴奏一首新歌时，只要有乐谱，我可以作到拿起来就拉，左手的和声也配得很合适，几乎不用事先练习，这是技巧熟练的缘故。但是，在拉间奏的时候，乐谱上写什么，我就拉什么，如果乐谱没有写，我也就不知该拉什么了。而我们队里物理系的俞国扬，就有音乐细胞，他在拉过门的时候，随时可以即兴地奏出很多好听的花样来，和他比，我就感到自己确实是没多少音乐细胞的。
我1963年从北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之后我就参加了科学院的乐队，周末照样是伴奏舞会。有演出的时候，我照样是小合唱之类的伴奏。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科学院成立了演出小分队（那时候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有八个跳舞的，一个吹笛子的，一个独唱的，一个说快板的，再加上我是拉手风琴的，一共十二个人，光是我们这几个人，就可以支撑整场节目，而且每天都要演出两场以上。队里这个独唱演员就是我现在的妻子，那时在练节目的时候，练舞蹈的到一边，我常常和负责独唱节目的她到另一边去排练，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在文革中，解放军总政歌剧团也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现在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当时就是少数派的，因此他就没有大乐队为他伴奏，正好那时候我和夫人也常和歌剧团的演员一起切磋音乐，就认识了他，还有他们团的男高音张汝正等人，于是我也常常为他们的独唱及小合唱演出作客串的手风琴伴奏。我和杨洪基一样大，记得他和我的生日只差几天。
1969年，我工作所在的心理所，除老弱病残者外，所有人员都到了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我也不例外。干校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让我当指挥，要排练交响音乐《沙家浜》，但是没有乐谱。大家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仔细听收音机里的广播，把《沙家浜》的交响乐谱记录下来，就是说，要为单簧管、双簧管、小号等每种乐器写出分谱。这个工作是不太容易的，一方面要尽量记录原谱，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我们干校的乐队编制和人数对乐谱做适当的精简，我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的乐队就是用我这样编写的谱子来排练的。当时在干校扮演指导员郭建光的是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王安时（他后来也是四通的创始人之一）。以至于后来他介绍我加入四通的时候，他在四通总经理万润南面前并没有说我技术水平怎样，而是说，“他很聪明，可以凭电台里的录音就把《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其实，正如我前面说的，我并没有音乐天赋。只是作为手风琴手来说，我对于和弦是很熟悉的，例如大三和弦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小三和弦是什么感觉，属七和弦又是什么感觉，在脑子里已经有了概念。所以，我并不是真的能同时听到每个乐器的声音，而是根据听到的感觉，再按照已知的乐理知识把乐谱还原出来而已，当然，还要在实践中检验这种感觉，反复几次，就比较准了。这就象熟练的印刷工人，看了一种颜色，就能判断出这个颜色里CMYK（青、品红、黄、黑）四种颜色每种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或者说，象一个有经验的厨师，在尝了一道菜的味道之后，就大概知道它里面放了些什么佐料。
进了四通以后，头两年由于忙于开发文字处理机，所以没顾上搞音乐，但是我常常想，用电脑技术处理音乐，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对任何与此有关的消息，我都很注意。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和日本的罗兰（Roland）公司开始在电脑音乐方面进行合作了。其实，四通最早的时候是从罗兰公司进口数字化绘图仪的，两个公司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那个时期我每年至少要到日本去一次，每次几乎都要到罗兰公司去访问。通过对罗兰公司的了解我才知道，其实该公司的看家产品是高档的电脑音乐产品，数字化绘图仪只是它的一个新部门的新产品。于是，我就和罗兰公司的董事长梯先生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并参观了他们生产数码乐器的工厂，梯董事长对我们非常友好，在他工厂里参观的时候，他说，我工厂里的任何地方，你可以任意摄影和录象，这与我在日本参观其它工厂时被禁止照相是很不同的。当我提出要和他们一起合作开发时，他也非常支持，提供了很多技术资料。于是，我们一方面向国内介绍他们公司的电脑声卡，另一方面，与他们开始合作研制数码钢琴，由他们提供芯片和键盘等关键部件，我们制作电源和木制外壳等，然后在北京生产。当时他对我们的限制是，不许我们的产品出口，怕我们过低的价格会造成对他国外已有市场的冲击。我们一共做了十台样琴，将其中一台送往日本罗兰公司总部做了质量检验，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参观四通公司时，曾经在样琴上演奏过。这种钢琴，由于采用数码技术和带力度的键盘，音质很好，也不用调音，便于携带，键盘是有力度感的，即发出的音量与弹奏的力度大小有关，用力弹的时候音量就大。每台的生产成本不到4000元，我们准备最终的市场零售价定在8000元以下。当时我们自己有一个说法是，每个单位可能只用一台四通打字机，但是，每个单位有很多的职工，可能不止需要一台数码钢琴，好象市场应该比打字机还大。 罗兰公司的电脑音乐产品，的确有很高的水平，他们的董事长，自己就很喜欢搞开发，据说他的公司最早的实验室就在他家的地下室。我和他的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一家乐器店，可能主要是卖500元一把的吉他，但是，它要在店里挂一把价值一万元的吉他。而顾客呢，虽然买不起，但是心里对那把一万元的吉他非常向往，所以每次到那个乐器店时，都要看看，心里在想，将来有一天我要买下它。而如果这个店由于考虑到顾客买不起，而只放一些便宜的乐器，那样，就不会有什么顾客去了。同样，一家做产品的公司，即使它的产品是普及型的，它也要有一两个高档的新产品样机，以证明它的技术实力和开发后劲，才能吸引人才和在市场上有信誉。
就在和罗兰公司合作开发数码钢琴的时候，四通的高层正在发生权力斗争并引发人事变动，我正在考虑是否要离开四通，就在这个时候，在中文信息处理专家李慧琴的介绍下，我认识了新加坡创新公司的总裁谢广成，早在开发数码钢琴时，我已经注意到创新公司在做声霸卡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那时，他们作为新加坡即将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公司，正在为上市做积极准备。谢先生对我说，他们正考虑在中国建立一家公司。而我对电脑音乐的熟悉和在四通的执行副总裁地位，使他对我很感兴趣。我们接触了很多次，在1992年7月4日，我和谢先生在日本离东京不远的品川市的一家酒店里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导致我最后下决心离开四通。 我在1992年7月离开四通之后不久，就和当时一起离开四通的原副总张齐春、王玉海一起成立了新四通公司，我当董事长兼总经理。在这之后不久，新四通就和新加坡创新公司以及大恒公司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多媒体电脑公司——北京创通多媒体电脑有限公司，创新占70%，新四通占20%，大恒占10%，注册资金200万美元，我出任总经理。
还在公司的筹备阶段，我就和谢先生商定好，新公司的项目之一是要生产数码钢琴，为此，我从四通带出了开发数码钢琴的原班人马。此外，我担心在新公司再做和四通同样的产品会遭到四通的起诉，于是，又暗中以北京的一家无线电厂的名义把四通的数码钢琴的技术买了出来。这样，我就准备在新公司进行数码钢琴的继续开发和生产。但是，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原因是我在和创新公司从接触到合作的一系列过程中，我并没有与日本罗兰公司联系并通报我的动向。罗兰公司在得知我和创新合作之后，梯董事长说，他们不愿意向我们继续提供数码钢琴用的芯片，理由是，罗兰公司和创新公司在国际多媒体市场上是竞争对手，而罗兰自认为他们的数码钢琴技术远领先于创新公司，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获得罗兰的技术支持，该技术就可能流失到新加坡人的手里。当然，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四通仍然是罗兰的绘图仪的大买主，罗兰不想和我走得太近而得罪四通。我为了挽回局面，亲自到日本罗兰公司的总部去了一趟，和梯董事长再次磋商，但是局面已经无法改变。梯先生说，你和创新已经结婚，和我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就这样，原来计划的数码钢琴项目就夭折了。将近十年过去了，我们当时研制的几台数码钢琴早就卖掉了，只剩了一台现在放在我家里，我夫人所在的业余合唱团出去演出而又没有钢琴的时候，就会把这台琴借出去用一下。每逢看到它，不免有些感慨，没能把这个已经开发完的产品推向市场仍然是我心中的遗憾。
其实，还在四通的时候，我们还开发了电脑音乐喷泉、电脑音乐卡拉OK系统等产品，比同类产品早了很多。但是由于我的离开，这些与音乐有关的产品后来都没有人做下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不离开公司，当时的四通在新产品开发的体制上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了。这里讲的数码钢琴的开发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主要问题是，由于公司股权不清晰，没有游戏规则，在董事会这个层面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所以做决策很困难。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只为打字机一项团结奋斗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大家同床异梦，公司已经变成一些更分散的利益小团体。我作为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虽然表面上看有支配开发的权利，但是公司的其他各利益团体不关心你是否开发成功，也不会帮你去开拓市场。而开发部门自己又没有开拓市场的功底。所以，产品开发完了会怎样还很难说。 不过令我感到有点欣慰的是，当时我写了一些普及电脑音乐知识的文章，也在我们组织的一些活动中有机会结识象王立平、谷建芬等音乐家，并向他们介绍了电脑音乐，也算是对中国的电脑音乐事业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吧。 音乐数字化，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做得好的话，也能成就一个大事业，只可惜我后来没有机会再去做这件事。
不过，任何时候，我都不言失败，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办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演奏自己喜欢的曲子，圆自己喜欢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