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代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于80年代文学发生了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以及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自律的总体趋势，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一 从世界来看，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里，甚至视像（镜像）已反过来影响纸媒质文化，如由电视剧、电影改编的文学作品和卡通读物，各类读物中的图像、影像所占据的日益增多的比例。网络文化正在逐步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因此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极大增加，人们除了对书籍的需求之外，更需要音像、影视、网络艺术等视觉文化产品，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审美化了。 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身体文化，而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全球化条件下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以及身体文化。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 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伴生的知识文化经济的的新的革命。文化发展如果不与这种高新技术与经济的革命性突破相结合，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淘汰出局。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文化传播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媒质到电子媒质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网络艺术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产业--媒体产业、电影产业、电视产业、音像产业、广告产业、IT产业乃至娱乐产业、体育产业和艺术表演产业，而且带来了旧的传播媒体的更新发展，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大众传媒全新格局。如果认为文化媒体革命仅仅只是传播方式变革，无疑是极大贬低了这次革命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同时带来了文化本体革命，实现了从纸媒质文化向电媒质文化的变革，荧屏取代舞台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天地，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音像文化乃至网络文化向图书印刷文化发出挑战，视觉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文化不断创新、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的猛烈扩张。 如果说中国20世纪初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崭新的传载形式，不仅实现了人类文化史上继纸媒质发明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化媒体革命，同时也创造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与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相对应的文化艺术是广播、影视、音像、网络艺术。广播艺术、电视艺术、电影艺术等都是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时代的最新创造是音像、多媒体艺术形式。它们组成了光与电序列。它们是间接艺术，并不直接面对观众，艺术本体通过电子艺术媒体传播。在间接媒体艺术领域，如今以它们为代表的电子媒质艺术已经动摇以图书报刊为代表的纸媒质艺术的霸主地位。即使在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之间也是代际更替，相继领先发展的，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相继问世，曾依次占据时代前列，显示了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创新更生态势。这一序列便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如果将来有一天，人们再问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代表性艺术作品和里程碑式的人物的时候，答案将会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一些曾经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大众，一部分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文艺样式将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被边缘化。其中一部分传统样式将主要依靠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继续生存发展。如果说通常所说的文物是死文物、是死的文化化石或者静态文化遗产，那么它们则是活文物、活的文化化石或者动态文化遗产，应该列入文化遗产支持保护目录之中，受到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支持保护，使之不断传承下去，不致于湮灭失传，从而保护人类和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其中的一部分经过更新发展，获得新的文化生命，适应了新的文化生存环境，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将继续发扬光大，活跃在文化大舞台上。这正是我们提倡的积极的文化支持保护战略。 三 世纪之交文学艺术发生了文化的“转向”， 视觉文化的转向是世纪之交西方文学的“文化的转向”的重要内容。当代世界的媒介革命，引发视觉文化的崛起，读图时代来临。图像的“转向” 成为文化转向中最为抢眼的景观。图像“帝国主义式”地占领文化的大片领地。不管是电视台的“欢乐总动员”，还是电影《大话西游》，不管是流行歌曲MTV ，还是电视报道美国轰炸阿富汗塔里班，不管是城市白领们翻阅的时尚杂志，还是打工仔喜欢的卡通读物，我们都离不开视觉图像，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图像的时代。 当代思想与文化则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视觉文化的屏幕上重演最为古旧的图像机制(iconmachias)。这种转向的技术症状有“电脑辅助设计、合成全息照相、飞行模拟器、电脑动画、机器人图像识别、射线跟踪、文本图绘、运动控制、虚拟环境防护、磁共振成像、以及多谱感应器等”，一系列网络视觉技术可以编成阿诺德·斯瓦辛格的影片《猎杀者》或《终结者》中的特效目录，使人们能够看到“沙漠风暴行动”之类的壮观场面的设备清单。视觉文化——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美国黑人研究之后产生的——已经从一个对从事艺术史、电影和媒体研究、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有用的术语，变成了一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文化关注的是视觉事件，消费者借助视觉技术从中寻求信息、意义或快乐。而可视性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当今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和具象化了。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中，文化走向视觉性，使当代文化充分展示了其后现代特征。而传统的把世界看成书面文本的观念受到了重大的挑战。 尽管人们都在关注这一变化（并不一定都支持这些说法），然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文学研究承认世界即文本的观念受到世界即图像观念的挑战。视觉文化确实在瓦解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当然世界的图像不可能纯粹是视觉的，图像也是文本，图像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语言。正因为如此，图像和语言的关系，图像、语言和人与存在的关系，成了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但无论图像转向是什么，我们都明白，它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论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更应该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把图像当作视觉性(visuality)、范式、话语、身体和时尚之间的一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新探索。当然，图像的表征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但重要的是，它现在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我们不能无视，也无法回避。四 世纪之交文学艺术的文化的转向中，人们最大的疑惑是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我们经历了20余年的拨乱反正，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学的本体，怎么文学又向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结果文学中什么都有，惟独没有文学本身。 其实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同样，文艺学内所包含的文学的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主打”类型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古典主义时代，文学的主打类型是戏剧，19世纪，文学的主打类型是小说。在中国，戏剧、小说正式入主文学，登堂入室已是很晚的事情。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必要的。 当代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寻找文学本体的努力是20世纪语言论转向理论指向和实践成果，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具体性和必然性。然而学科的“内爆”， 必然突破原有界限。审美性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而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美学成了社会组织化的原则。可以说，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拓展，从局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 同时，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面对文化这个包含原有文学的边界模糊的庞然大物，面对这一众多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共同对象，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的学科视野，学术切入角度，仍将逐步重建本学科的独特性或特殊性。无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热情，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 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而将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叙述学的、后结构主义的仍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是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文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 五 文学的生存危机要求文学必须关注和研究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如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西方“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的转向的关系，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与提问的首要性，文学批评的范式，文学批评的话语，文学范式与话语的关系，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及其本土变异，重提现代性与重建文学新理性，文学本体的审美性与反审美性，文学的全息性构成与历史语境中的主导形态，文学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场域和文学的语境，文学的全息性和历史语境中变换的主导构素，文学的虚拟建构及其虚拟性等。 范式多样，话语丛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删汰，已经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总体格局。十余种批评话语经过改造、融合和重建已经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它们是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社会--历史--审美批评、心理--精神分析批评、人类学--原型--神话批评、审美--形式主义批评、结构--叙事学批评、解释--接受反应批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以及日见热烈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等众多的批评话语，另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批评也有广泛的运用。这些批评话语有各自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方法论要求和逻辑运演程序，而且还在运用于中国批评实践中创造性地建立了经典范例，并逐渐赢得了日益广泛的批评共同体。 这些批评话语构成了多话语共生的合理格局。它既对应于文学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批评创造的多样性和阅读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批评的多样性正是符合当代现实的合理形态，而不必也不可能把它们一概统一于一或整合于一，甚至回到一种涵盖一切的大一统的批评模式中去。 因此，我以为，原先统贯为一的文学概论教学应当有重大的改革。多话语共生的批评构架可以也应该进入批评教学。多年来呼吁的理论的批评化应当具备实践性品格。批评实践的教学（教学生用多种不同话语对作品进行批评）应当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教学的重心。 打破了一统的局面，多元批评和多样性话语初期提出的“读不懂”现象与话语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已随着理论发展的深化，走向沟通交流，于是对话成为“主义”，而对话主义则历史性地隆重出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寻求一种中国独具或中国自创的理论，并向外输出，是不切实际的。被我们称为“西方”的理论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混合体，其中，各种理论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理论共同体和不同的批评个体。它们的出场往往是应时应需而出的。如果没有，时代就会造就一个。比如，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就是西方学术“企业”造就的。巴赫金从来就没有把它的理论自称为对话主义。 因此，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场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所以，文学的“间”性，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学交流中的理论共同体批评共同体及阅读共同体间性（群体间性），后殖民时代的文学的民族间性，以及学科间性、文化间性就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东西。不同于撷取合理要素后的“整合”、“融合”为一，找出统贯一切的本质，构造涵盖一切的宏大体系，也不同于前期解构主义的完全消解、拆除，间性的研究是要探寻不同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客观性）。间性秉持一种建构的姿态。六 文艺学的建设只能通过创新来实现。我们赞同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并在对话交往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文化理论。建构的前提是对话沟通，而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只能在竞争的张力关系中实现，建构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有论者认为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话语”，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因而我们“失语”了。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一种西方话语。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无可否认，西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西方构成了我们主要的理论参照系之一。我们的理论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大量追逐西方理论时髦，新鲜概念术语满天飞的现象。但是，术语的借鉴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从逻辑、历史和现实出发找到了我们发展的真问题，找到了问题，术语是第二层的问题，它可以选择（从中外古今），借鉴（国外），翻新（过去），创造（命名），可以根据需要来“制造”。至于术语概念本身到底来自哪里，其实并不重要。 实际上，所有的西方话语在进入中国时都已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删汰和改造过程。当我们在用汉语说这种话语（概念）时，当这种话语成为一种我们所使用的批评话语（概念）时，它便已赢得共同体的认可，就已经经过了主体（前理解结构）的选择与淘汰，经过了当下场域与文本语境的过滤，经过了对需要的反对与认同的化合过程，就已经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话语了。被我们笼统地称为“西方”理论家的雅各布森、托多洛夫、巴赫金、马尔库塞、保罗.德.曼......等等，无不如此，其实都经历了不同语言与文化间的改造、融合和重塑。重塑就是一种创新。 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文学范式与话语的多样化引发对话与竞争，对话与竞争又进一步催生了创造的多样性。没有对话，就没有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就没有了张力关系或张力结构；没有张力，也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创新的动力，实际上也就没有了创新。求同存异，学术文化通过竞争发展，竞争是优化发展的基本途径，而创新——筹划、设计、投射，则是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因此，在多样化现实中，当对话建立了同一性基础时，竞争就会倏然莅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