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郎咸平说顾雏军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在中国政经大局中“国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机会，在本人看来，顾雏军在走出了辉煌的同时，也埋下了一枚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在郎顾之争中，郎咸平代表的是国有资本，是顾雏军代表的是新兴的民营经济与资本结合的力量。在两股势力的博弈中，不需要深入研究，胜败已经昭然若揭。
国资投入到产业中，首先满足的是消费者的市场需求，不管是计划体制下的还是在市场经济下的需求，都从实打实的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等环节的掌控为原则。
而资本运营阶段，一定要懂得应用产业与资本两个轮子，才能够得到价值的充分体现。资本是有价值的，也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
资本与产业之间素来是反向而驰的，当你想要拥有，一定要尽量做空股票，并逢低吸纳；而假如你不想要了，就要拉升做多，并将股权这一接力棒转给那些想要的人。正所谓褒贬是买主。做多与做空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那支股票的质地，而是当下是否在持有其股票。
资本运营与产业运营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需要进行包装，不同的是产业包装所面对的是企业的产品，而资本包装的是企业本身。产业有产业的运营规律，资本有资本的规律。
而进入资本运营之后，产品仅仅是所包装的企业的要素之一，除了这点之外，还有盈利模式、团队、企业资源的难以复制性等，投资商不是很看重企业产品的销售，关注更多的是股价的变化。
在资本运营方面，中国肯定是需要向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学习的，而受到争议的“落马”的企业家是出头的椽子，是“木秀于林风必催之”。
国资要退，自然有其利益考虑，在这个时候，就是买卖双方之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关系，在自己没有本身把实力做上去的社会甘心落后，并赔本卖给别人，但在看到别人经营得有声有色之后，就大呼亏了，并以秋后算账“原罪”等说法“悔棋”，甚至罗列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拿下，并将那些控制权重新收回手里。
前段时间在房地产行业炒得沸沸扬扬的宋庄画家村的村民由于房价与地价均升值，而对以前转让或者出租的价位不满意，并要撕毁合同，与这虽为官民之间，但有异曲同工之感觉。
当我们跳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从更前瞻的角度去看一个当下有了定论的事情，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既然奥运会、WTO以及次级债已经将中国与世界划到了同一起跑线后，那么再抱残守缺，在资本市场故步自封，就会贻误发展的绝佳时机。
国资与民营之间的矛盾迟早会激化，而这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发展中是互相掣肘的关系。国资与民营之争肯定会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制约，时刻要面临是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的选择。
在政权更替的历史上，从明朝在对李自成的镇压与大清的防卫的选择，到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镇压与外敌入侵的选择，从蒋政府在抗日与镇压共产党之间的选择，中国历史一直在上演着攘外与安内的痛苦选择，而通常执政者都是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选择的，由此就给外敌可乘之机。
中国民间也流行着“一个中国人是龙，而一群中国人就成了虫”的说法，这根本原因就是“窝里斗”，核心是国资与民营经济的博弈，更上一层是执政者与在野者的博弈，更有甚者，是借助外力灭掉内敌，并签署丧权辱国的卖国条款，从慈熹太后到袁世凯、从汪精卫到蒋介石，莫不如此。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也都有宁给外贼不给家奴的原则。也许从骨子里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统治的，所以那些外贼们往往也就可以得到可乘之机。
郎咸平的披露性的文章告诉我们：顾雏军们是怎么做的，然后交给主管机关去查，而从立案到调查，以及查了之后的处理，整个过程都会对双方进行全程暴光，由此郎咸平就足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站在与上市公司同样的高度，至少可以得到比较高的知名度，而由于是站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原则基础上，因而始终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得到知名度的同时也得到美誉度，更重要的是，随着在不同大学与相应机构之间的“跳槽”，身价有所提升也是很正常的，可谓名利双收。郎咸平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的经历就说明一些问题。
在短期内，郎咸平也会赢得国资代表的强力维护；同时外资看着在中国经济中“国资”与民营之间的争斗，刚好给他们提供了袖手旁观并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自然也加入了“挺郎派”的阵营。郎咸平在多个国际机构中担任要职，比如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亞洲开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郎咸平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所以，作为学术明星的郎咸平，就在专业背景下，加上了传播的效果，加上国资与外资的拥趸，自然会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看看郎咸平这么做的代价吧！
首先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掌门人：受到其“炮轰”的，不仅是顾雏军的科龙，还有海尔、长虹以及TCL等企业。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掌门人都对其战战兢兢，因为谁惹恼了郎教授都会“吃不了兜着走”，因为郎咸平教授所代表的绝对不局限于他自己，更非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代表国家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更拥有政府宣传喉舌的媒体的拥趸，他想说话是不会缺少说话的场合的。
而结果轻则他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致对其进行清查，并立案，成为相关主管机构与媒体的黑名单上的人，并导致正常的经营活动三年两载受到影响；假如其专门写文章，作为课题去企业内部调查，重则乌纱帽不保、家产都被充公，甚至身陷囹圄，更重的身首异处也是有可能的。
假如这仅仅是个人恩怨并导致个人利益受损，倒也罢了；相信郎咸平教授持续性地炮轰明星企业及企业家，也并非从满足一己私利出发。但俗语讲“水至清则无鱼”，所有人都战战兢兢而没有人敢为天下先的时候，社会进步的节奏也会慢下来。
其次，更可怕的是对地方财政影响：每个遭遇郎教授炮轰的企业，年度税费恐怕会每年以千万计；同时假如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就会有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失去饭碗，并加入再就业的大军，这个数字应该也在十万级别。这难道不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吗？这难道不是与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原则相违背的吗？
第三，是国际资本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侵蚀，这是最为可怕的：多篇文章中已经深入阐述过，现在环顾中国在国际经济的环境，加入WTO也好、次级债也罢，都是外资进入中国战略下的具体策略，更深远的目标是将整个的中国经济当成被收购之标的，通过推高人民币汇率，提高出口压力的同时让中国人放低进口的门槛，挤压并打击中国的整体经济的空间，同时寻找资本进入的最佳时机，进入之后再不择手段地做高市值，从而套取巨额利润，将中国整体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一结果虽然想来都让人感觉恐怖，但早已是在演绎中的了，从农产品中的大豆到房地产的价格虚高，再到股市在一年之内的剧烈震荡。外资在产业与资本上从中国赚取的利益又有谁可以说得清楚？
而郎咸平在其中所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呢？以专业加传媒等手段打击国内民营经济，造成三足鼎立的中国经济中，夫妻之间已经在打内战，第三者插足的机会陡然增加了许多，这不是引狼入室又是什么？
其实资本是有国界的，能够把资产留在国内就是胜利，保护国有经济不至于流失。
在1986年郎咸平教授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论文在美国最富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本人对郎教授在专业领域的权威性素来怀有深深的敬仰，而且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也不反对郎教授在维护国有资产方面的努力的价值与意义，本文仅仅是从顾雏军与周正毅的先后被判刑顺便说开去。
相信郎教授定会从民族大义的高度，真正维护中国经济，以对待后生晚辈的态度对待本人的一些浅显拙见，以保护民族整体利益，而不去过分挖掘在中国内部民营与国资之间的矛盾，以避免被别有用心的国际资本钻了空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葬送了一世英名。
本人也将继续以学生的态度学习郎教授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