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基于社会资本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
我国自1988年批准设立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以来,已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尽管数量较多,但其空间聚集的优势却未能有效发挥,表现为创新能力不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关联经济效应不明显。其中,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其重要原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社会资本投资不足主要来源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大多数是建立在政策优惠的基础上的政府推动型产业集群。群内企业以技术引进为主,经营相对分散。企业间基于纵向价值链的业务联系和横向合作关系较弱。同时群内的风险投资机构、法律、会计等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难以形成多元的、互动学习的社会网络。其二,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弱关系网络结构,使群内企业的信任关系较低,尤其是群内产学研机制不完善,知识源———大学和科研机构和知识受体———企业间缺乏关于对方科研成果的适用性和技术配套功能的相互信任关系。其三,缺乏鲜明的有特色的集群文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文化凝聚力较弱,群内企业的文化归属感较低。
1、加快大学科技园的建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科技园区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途径，并以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成功的科技园区可以促使新企业不断地繁衍，区域内企业之间频繁的相互作用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产生协同效应和集聚效益，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化和升级。大学密集区是高新技术的摇篮，大学科技园区是孕育高新技术产业的襁褓，大学科技园是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效转化平台。自1951年斯坦福大学科技园成功地吸引众多的高技术公司的聚集，并以此为核心发展成为美国微电子行业的中心地带———硅谷以来，世界各地都纷纷效仿斯坦福，试图在本地研究性大学周围建立科技园以寻求高技术公司的聚集来实现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学科技园作为链接大学与外部主体的又一个重要纽带，不仅推动了大学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进程，而且直接沟通着大学与企业界之间人员、信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和整合。一些学者从网络和交易成本的理论角度来解释大学科学园，认为大学科技园是两个核心之间的界面，一个核心是科技，通常以大学为代表，另一个是市场。当知识系统中的某些主体，如大学的功能产生分化，与其它外部网络 （如市场）产生新的联系时，这种向外部网络产生分化的过程将产生新的公司，但该过程往往成本很高而产生不经济的结果，而大学科技园就是在一个局限的地理范围内建立的一种有利的环境条件，使科学系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从而有利于科学———市场系统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内的技术创新。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科技园是链接大学与外部市场的一种宏观的界面，这种链接与前面四种模式最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它是大学主动创造面向市场的有利环境的一种广泛的面接触，是大学参与区域产业技术创新的一种更为积极的尝试。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为大学这一智力资源高度密集的系统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搭建了有效平台，为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科技园通过实施企业化运作、开放学校资源、孵化辐射运行等措施，不断整合学校和社会的各种创新资源，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使学校的人力资源、科技成果、实验设备和社会的资金、企业、市场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实现对接，建立校内智力资源与科技园的互动关系，形成园区建设的特色和竞争优势。我们要对大学科技园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集“功能健全、特色突出、创新创业环境良好”于一体，使之成为技术创新基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示范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中心。
2、运用产业集群思维规划高新园区建设，建立以产业集群为导向的产业网络体系。高新区应该首先明确自身的产业优势，积极集聚该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并发展几个该行业的龙头企业，以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作为这些龙头企业的纵向和横向供应方，从而在高新区内构建某一行业的产业集群，形成有地方特色的高新区。我们要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网络体系，正确引导高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以产业关联为依据，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联系，形成一种“技术生物链”。高新区的产业布局应坚持以分工协作、本地结网形成产业集群来安排项目。高新区的产业发展要重视相关产业的网络体系的建立，针对对新进入的企业明确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对于高新区已有的产业发展要重视相关产业的建立，有计划地把与高技术企业毫无关联的企业迁出区外，努力形成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的产业网络体系。为了提高现有的高新区产业配套能力，应以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或鼓励其母体的科技人员创办企业，从而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为增强跨国企业的植根性，设法为区内的跨国企业提供产品配套及相关服务。在构建产业集群总体目标过程中，高新区政府应加大对大学、科研机构及其它与高新技术产业群发展有关的道路、通信、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将优惠政策由过去的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通过金融、税收、财政等方面的优惠，有目的吸引那些具有产业带动优势和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高新区，限制和筛选进入高新区的企业，减少因低层次企业盲目进入，引起与现有厂商过度竟争所致集聚不经济。
韩国在高新区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韩国政府论证尖端技术开发区的同时，从资源潜力设施潜力、生产潜力、财政潜力、技术潜力、生活环境这6个方面对初选的26个中等城市进行了细致的分别评估和综合评估，从中选出光州等10个城市.然后,有根据自己在20世纪末以前对尖端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和财政支持限度,从10个城市中筛选出7个城市。确定这7个城市后，又分两步走,先上光州、大邱、和大田，再上全州、清州、春川和晋州。它还对7个尖端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特色做了认真的规划，例如光州侧重搞微电子产业，大邱侧重搞精密仪器产业，全州侧重搞新材料产业，晋州侧重搞生物工程产业①。
我国国家级高新区有53个，省、区级高新区有40个，地方各级高新区更是不胜枚举。我国高新区虽然为数众多，但是“形成气候“的目前只有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科技园、苏州科技园和深圳的高科技园区等少数几处，大多数规模偏小。一些地方高新区盲目建设，规模小、效益低的问题十分严重,有些高新区因不能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入住，实际上是传统产业企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存在着结构雷同的现象，大部分高新区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作为重点产业，而以新能源、空间技术、海洋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等产业为重点的较少。据统计,我国有24个省将电子产业列为支柱产业，而电子工业间的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声像等又被列为重中之重。这种数量增长型的发展造成摊多面广大而全，小而全，各高新区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构雷同引发的低水平的无序竞争使整体的产业竞争力不强反弱。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空间上的布局不甚合理，园区产业链条薄弱，支持产业不足，没有形成明显的地域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格局，大部分呈现产业集群的脆弱性，缺乏产业集群的机制。只有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有规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内涵扩大的增长道路，才能从根本上促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区内各产业存在高度相关性，我们可以将我国各级高新区进行重新梳理，按照地理区域划分成几个区域，各区域可根据现有的各开发区状况、特点和资源条件（地理、人才、市场）实施重点发展，并通过优惠的经济政策鼓励技术、产品相同或相近的企业进行联合、兼并、重组，整合和发展壮大现有企业，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这样，既可以减少区域内的无序竞争，也可以规范和促进区域间的竞争，带动全国高新区的健康、有序的高速发展。同时，还可以通过企业的发展壮大来延长产业链条，带动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地方各级高新区也应以服从区域整体利益和发挥区域优势为原则，有规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门类。
西安杨凌农业高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杨凌以中国的“农科城”著称于世，是列入国家高新区序列中的惟一的农业高新区，并己成为中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科技工业园区。自 199年成立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从一个硬件设施还不完善的小镇，奇迹般地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步发展。目前，杨凌在旱作农业、良种繁育、灌溉与节水工程、家畜生殖内分泌胚胎工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植物资源保护、开发及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部分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纵观其走过的历程，其鲜明的农业特色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功不可没。如果偏离了“农”字，杨凌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成就。
3、建立信任机制，夯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信用基础。（1）信任机制。杨小凯(2000)指出，交易费用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①。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例如，在商品运输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一种外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指人们在交易中为争夺更多的好处而不惜牺牲别人的好处（损人利己）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致的效率损失。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如何降低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就更是意义重大。因为既然它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加以减少。在重复博弈中，信誉机制能用来消除内生交易费用。对长期信誉机制的考虑可以使非合作对策产生合作的结局，而其中对不守信誉的行为实行长期惩罚，是信誉形成的重要基础。信誉是指个人或社会集团（如企业）履行承诺和义务的水平，以及在日常生活或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可信任程度，信誉是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信用和行营的社会赞誉的统一。信誉是规范社会行为的正式制度安排的补充机制，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信誉源于理性预期，而预期选择又源于交易过程中的博弈，它进一步扩展为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秩序。首先，信誉是一种获取垄断利润的激励机制。信誉投资可带来信誉租金。其次信誉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隐性激励机制。再次信誉是影响分工的一种深化机制，信誉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人格化的市场保证。信誉是信任的集中化，是广泛的信任。一般而言，信誉较高的企业往往是值得信任的企业，信誉较低的企业则难以赢得信任。信任行为的发生离不开利益的追求与权衡。一般认为，信任的程度②与长期利益成正比，与短期利益成反比（见图16）。一个考虑长期利益的人更愿意做出信任行为。
（2）信任机制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信任机制是产业集群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产业集群信任是高新技术产业群社会资本的核心因素，没有信任就没有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成功来自于信任。信任机制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组织内，企业的信任比集群组织外的信任更为重要。对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组织内的任何一个企业来讲，理性的选择是在经济交易与合作中采取信任。在一般企业之间，信用的选择与放弃(即冒险、背信、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实质上是一场囚徒困境博弈。在博弈中，每个行动者利用他人的信任可以得到直接的收益，但每个行动者都背信的结果是合作的难于实现。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的企业群落打破了信任的囚徒困境。因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和企业之间重复博弈的可能性约束了企业的行为边界，使企业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面临着很大风险。如果企业无视社会资本网络结构的约束，一意孤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其结果就是社会资本网络结点之间张力的增大和背信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这样，一般企业的“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在集群内的企业间转化为“多次的重复合作博弈”，完成这一转化的关键是理性博弈双方为了获取合作的长远利益而主动放弃由机会主义可能带来的一次性的眼前利益。这样，集群区企业间的合作信任机制就得以建立起来，并最终成为企业间的信任自律机制。这种由重复博弈创造出来的合作演进过程，可以直观地用图17表示①。
博弈论的结果证明: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也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最重要的无形价值。在印度班加罗尔地区，软件工程师们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信任是培育集群内部组织之间关系的粘合剂，如果允许他们与其他组织的同事自由沟通，那么他们将更富于创造力和创新。班加罗尔的软件组织需要创立一种松紧适宜的根植性，紧得足以保护竞争力，松得足够知识转移畅通。所以，班加罗尔高层领导的信任恐惧无法阻止班加罗尔共享知识的空气，互相信任和开放的心态使得高手很乐意向初学者传授各种经验，“导师”(mentoring))也成为班加罗尔软件集群职场的一大特色。各种场合下人们交换创意，加速了知识的扩
散，形成比较充分的信息环境，于是，在集群外很难获取的行业信息，在集群内部可能是人所皆知。班加罗尔的行业组织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信任机制的建立，如: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信息技术产品制造者协会、电子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理事会等，这些行业组织是集群内企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软件产业中起到了沟通联系、协调矛盾、扩大宣传、组织研讨、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企业呼声和促进企业发展等作用，而且还成为企业之间的信托代理人，信任机制在那里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企业与机构之间互相熟识，每个单位的行动都是可信赖的。如果哪个企业破坏行业规范，不守承诺，轻而失信，它将受到行业协会的严重惩戒和集体制裁。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的信任机制，还体现在软件品质可靠、交货准时。目前全球通过最高软件标准SEI CMM5的52家公司中有30家落户班加罗尔，他们把软件缺陷(bug)率控制到0.02%以下，项目准时率由原来的30%提高到70%，比一般软件公司高一倍左右；集群内部厂商之间相互信任结成卡特尔，在技术、市场、价格等方面串谋，共享社会资本带来的超额收益等等①。www.TT91.com
通过社会网络，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减少了产业集群组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效地防止了机会主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组织内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效率。因此，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只有真正实现向基于利益逻辑的社会信任，才能实现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更好更快的发展。当然，由于社会信任规制的高成本，这个结构升级过程注定是痛苦而漫长的渐进过程。
（3）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信任机制的建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的建设是长期的和复杂的，需要采用多元化的措施。首先，加强法制和行规的建设。改变信任他人有冒险成分的观念，重要的是对违反信任原则的人进行制裁。法制和行规可以对个人行为实施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控制，使之为不守信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提高其收益的减少值，使人们选择重视并尽力维护自己的声誉。要营造理性的人们选择重视并尽力维护自己的声誉的法律环境。信任的建立和维护还依赖于各个组织行业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在集群中尽可能制定出一个公平、合理、双赢甚至多赢的协议或合同。建立公平、规范的制度的关键就是让集群中的所有企业都感受到彼此之间是相互平等，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明确其责任权利和义务。其次，加强企业间的友好合作，健全良性循环的信誉机制。产业集群的信誉机制是建立在行为主体重复博弈基础上，依赖博弈双方自我实施的声誉，对欺诈和违约者进行处罚的机制以及依靠社会规范来组织实施的商业行为的信息纰漏、纷争的仲裁、欺诈行为的惩罚等活动的规则和程序的总称。良好的声誉与信任正相关。企业间的合作经历可以用于判断各个企业之间的信任度的高低。如果产业集群内几个企业在以前的合作中非常融洽并取得成功，双方在对方的心中都会有较高的信任度，“商誉”较高。商誉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集群内其他企业的信任。相反，如果两个企业之间有过不愉快的合作经历，那么双方在下次可能就不愿意再次合作，即使要合作也会非常谨慎。因此，集群中在建立合作伙伴之前，就要先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增进彼此的了解。充分的了解企业的组织背景，建立一定的“信誉”机制，让任何一个不讲信誉的企业都要为他的失信行为付出惨重代价。信誉机制是社会经济系统有序运行的基本保证，必须重视建立集群的信誉机制，以便社会向着充满活力、积极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第三，着力打造高信任度的区域政府。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产业集群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到诚实守信的模范，出台的政策措施要坚持落实到位。要把一个地区的诚信情况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好坏的重要标准。坚决克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不良现象，对不守信用的干部不能提拔重用，对弄虚作假的干部要暴光。第四，着力打造区位品牌。“区位品牌”即产业区位是品牌的象征。区位品牌，也称区域品牌或地区品牌，指来自同一区域内的某类产品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顾客所信任，给顾客形成品质纯正、质量上乘的印象，该区域的企业在市场开拓中可以凭借区位品牌效应，节约营销费用，迅速打开市场。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瑞士的手表、荷兰的鲜花、洛阳和荷泽的牡丹、漳州的水仙、杭州的龙井茶等，都是知名的区位品牌。单个企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然而企业通过集群，集群内企业的整体力量，加大广告宣传的投入力度，利用群体效应，容易形成“区位品牌”，从而使每个企业都受益。区位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形象、直接，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更具有广泛的、持续的品牌效应，它是一种珍贵的无形资产。这种区域品牌是由企业共同的生产区位产生的，一旦形成之后，就可以为区内的所有企业所享受。因此，区域品牌同样具有外部效应。这种区域品牌效应，不仅有利于企业对外交往，开拓国内外市场，确定合适的销售价格，也有利于提升整个区域的形象，为招商引资和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区域品牌共享大大增强了集群内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
4、强化中介组织的作用，完善社会化服务系统。产业集群内的中介组织是介于产业集群内各企业及相关机构之间、产业集群与政府之间的、为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而从事的沟通、协调、公正、咨询等服务活动的专业性机构，其本身不从事实物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介组织包括协助、促进成果转化，在创新活动中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机构和组织，如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开发中心、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图书情报信息中心、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也包括为创新活动提供服务咨询的机构和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专利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技术评估机构、技术争议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企业咨询事务所、风险投资机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网络与信息服务机构等等。虽然不是创新主体，但是作为创新活动的主要辅助者，在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以及促进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形成和发展方面，发挥着一种重要的“黏合剂”作用。一方面，集群的产学研的密切合作，形成了异质性网络，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异质性信息。另一方面，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通过举行各种活动，特别有利于集群内隐含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在中介活动中沟通了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实现了跨界社会团体的交流与联系，能够沟通两边不同的信息而提供了更多、更新的信息，也就是形成了“结构洞”，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促进了创新。从事咨询等服务的中介组织向产业集群内各企业提供相关的行业信息，并提供预测、评价等服务，能加速信息的快速流通，将个人知识迅速转化为集群的竞争力，尤其是各种科技中介，能将科研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生产成果，极大地激励着创新活动的开展。行会等中介组织能增加企业之间的“非正式交流”①，这是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非正式交流具有环境宽松、频率高、表达方式多样、网络化传播知识等特点，不仅能丰富知识和信息,还能促进知识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系统学派认为，产业集群这种创新网络通过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中学习和不断创新、积累而发展。中介组织正是通过增加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中的学习次数，增强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创新的传播以及创新环境本身的更新。中介组织在地理上的集中，便于企业通过集群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建立稳定和持续的关系，为组织内部和不同组织间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准确地传递和扩散创造条件，从而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中介组织为集群内各创新主体之间建立联系，规范的中介组织能营造出创新的机构环境。
在“第三意大利”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过程中，众多的中介组织和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意大利”的一些中介机构如研究中心、技术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行业协会、检测中心、商会咨询服务机构、行业技术俱乐部等为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一是为创新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协助注册；二是为企业申报项目提供咨询和评估服务，协助获得银行贷款；三是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培训；四是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R&D开发牵线搭桥，寻找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伙伴，提供所需的科技术成果；五是为企业提供国际贸易方面的咨询服务，包括产品、设计、价格、渠道、招标、结算和信用证等；六是帮助中小企业建立网站，开展电子商务业务、为宣传企业产品提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区是源于高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关联性和外部性发展而形成的，同时它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创新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如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前期需要市场分析、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中期需要制作、测试和市场检验；后期还需要推广销售、技术服务，物流配送等等，其中牵涉众多环节，众多专业，经常需要跨企业的合作，这就要求在聚群区内，在技术孵化、信息咨询、培训、金融、法律以及财会、管理等各方面，形成完善的服务体系来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保驾护航。
5、构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区域创新体系。（1）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创新体系是指由与创新活动有关的各个创新主体和各种创新资源构成的创新系统。按照系统大小和构成不同，一般分为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研究创新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构建一个国家的创新系统的理论框架。国家创新系统的功能主要是从宏观上高效整合、配置创新资源，为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创新基础设施，从宏观上控制创新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实现国家范围内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从而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区域创新定义强调一个区域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怎么与影响创新过程的公司活动相互作用。它强调区域的创新过程的相互作用、社会性和学习性，强调区域的制度性结构。区域创新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创新，狭义仅指与区域新技术、新知识创造、产生、流动、应用有关的过程，即熊彼特所指的创新，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区域创新概念都在狭义上进行定义。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已不再简单地将其看作为一个源于实验室的线性过程，而是看作受多种社会、文化影响的、多回路的过程，它包括急剧创新、增量创新、价值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创新政策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区域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竞争环境、税收与财政、劳动力市场、标准化、知识产权等等。由于区域的差异性，在每个区域其政策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不一样，而这种差异性既包括生态地理、自然资源，也包括市场容量、文化习俗、R&D制度、产业集群、信息网络、人力资源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区域的创新政策的差异性。国外学者关于区域创新体系（Regi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RIS）概念的最初阐述主要集中于体系构成上。在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布拉茨克和海登里希（1996）主编的《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管理的作用》一书中，库克教授认为区域创新体系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系统，而这种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①。库克（2000）认为，区域创新体系这一概念来自于演化经济学，它强调了企业经理在面临经济问题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学习和改革而进行的选择，从而形成了企业的发展轨道。这种互动超越了企业自身，它涉及到大学、研究所、教育部门、金融部门等。当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了这些机构部门的频繁互动时，就可以认为存在了一个区域创新体系② 。魏格(Wiig，1995)认为广义的区域创新体系应包括：进行创新产品生产供应的生产企业群；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进行创新知识与技术生产的研究机构；对创新活动进行金融、政策法规约束与支持的政府机构；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③。Stefan Kuhimann (2004)在对欧洲部分地区和德国的区域创新政策进行评价时，根据制度学和演化论等理论也提出了一个区域创新体系的模型(如图18所示)④。在模型中，区域创新体系由区域政治系统、区域教育和研究系统、区域产业系统以及区域创新环境(包括区域制度环境、区域基础设施和需求)构成，这四个部分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并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创新系统的不断演进和发展。
我国学者对区域创新体系概念的描述主要有“主体说”，“网络说”，“主体加网络说”和“系统集成说”四种。“主体说”认为区域创新体系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与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主体要素；“网络说”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指某一区域内有关部门和机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网络；“主体加网络说”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在特定经济区域内，各种与创新相联系的主体、创新机构和组织，以及协调各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和政策网络；“系统集成说”认为区域创新体系由区域范围内科技体系、教育体系、资金体系、政府部门等子系统构成④。虽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研究区域创新体系，但是在区域创新体系概念上仍然具有以下共同点: 一是地域性:都是对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产业现象进行研究。二是多元性:区域创新体系中包括不同的社会经济主体，包括企业、研究机构、科研基础设施、中间机构等。这些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影响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三是网络性:创新是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协作过程。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因素。四是邻近性:地理空间的邻近性加快了信息传递时间和降低了传输成本，使得技术外滥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五是政策性:政府的创新政策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域政策通过促进本地化学习、加强网络结构和深化制度安排来发挥竞争优势。
综合国内外对区域创新体系概念的阐述，本文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借鉴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将区域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相结合,研究一国内特定区域的创新问题。因此，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一国内的一定地域范围内，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这些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区域经济系统，创造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新的系统功能，使区域内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是在特定的经济区域内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各种与创新相关联的主体要素（实施创新的机构和组织）和非主体要素（创新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以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和政策所构成的网络。该体系通常是由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与运行机制这三个部分构成，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
（2）区域创新体系的要素构成。区域创新体系包括的基本构成要素有：第一，主体要素。即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投入、产出以及收益的主体，是创新体系的核心；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体。政府部门主要是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协调区域内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中介服务机构则是区域内各主体之间联系的桥梁和创新主体的粘合剂。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是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发动机。作为由五大行动主体构成的网络型组织，存在着清晰的区域创新网络⑤，见图19所示。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要依赖各个参与者在创新活动中所结成的网络关系，区域创新体系的参与者借助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或者遵循共同的技术范式形成了一个创新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企业运用所掌握的创新资源开发新的产品和技术，形成区域创新体系的产出。完善的区域创新网络是发展产业集群的基础。第二，功能要素。即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与运行机制，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机制和能力。一方面是各主体的内部运营机制健全，另一方面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合理，运行高效。企业、科研机构与学校、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之间构建的信息高效流动、资源分配合理、发挥各自优势的机制。第三，环境要素。即创新环境，包括体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心理和保障条件等，市场环境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基本背景，创新环境是维系和促进创新的保障因素。其中，功能要素和环境要素可以通过主体要素, 特别是企业的行为、发展特征和经济效果反映出来。如果一个地区企业发展生机盎然，则能说明该区域的创新体系运转良好。因此，处理好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的结合关系，对于发挥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提高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至关重要。在以上的各种互动联系中，我们特别强调知识的流动与学习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经验性研究表明学习在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
（3）区域创新环境的形成方式及其相互作用。良好的环境是加快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前提，区域创新环境对区域中各行为主体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区域创新环境(Regional Innovative Mellieu)的概念，最初是由1985年成立的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们将创新环境定义为，在有限的区域内，主要的行为主体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和集体学习过程，而建立的非正式的复杂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提高了本地的创新能力。一个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键依赖于区域创新环境的营造，使区域逐渐形成一个具有自我良性循环机制的创新系统，以不断应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新的挑战。创造和培植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可以有两种渠道，如图20所示。一种渠道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其出发点是发展区域经济。这一渠道又可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建立物质基础，如投资建立良好的区域交通系统和信息通讯环境，建设企业家聚会场所，以及投资于培养人才、产生技术的院校和科研机构等（称为硬方式）；二是影响高新区吸引力的形成以及文化氛围，如通过政策法规、财税提供对企业经营的优惠条件，组织企业家之间的交流，负责培养具有新思想、高能力的企业经营者，奖励重大技术创新，增强政府与企业联系和信任关系等（称为软方式）。另一种渠道是自下而上的企业行为，其出发点是利润和各种效益。它也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发的，出于企业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行为；二是在政府引导下的行为，出于政府所提供的利益和自身对区域责任感的行为。每种渠道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又共同为区域创新环境的营建贡献力量。两种渠道四种方式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影响。而它们与整个区域创新环境又在相互促进，以达到一种良性循环。
（4）将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Porter(1998)指出，产业集群是形成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模式。Andersson等(2002)的观点则更加明确，他们认为集群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以集群为中心的区域创新体系结构图(见图21)。由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其他机构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内，而且存在创新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各行为主体间的创新活动能够以网络或系统的联系方式出现，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就构成必然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地域关联。区域创新体系和产业集群均属于区域经济领域研究范畴，其研究范围均局限于特定区域范围内。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地域特性和产业特性的有效结合，产业集群往往在特定区域出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成为
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布局的新形式。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以产业集群为基础、按照一定的制度安排组成的创新网络与机构，可以构成次一级的区域创新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产业集群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二是结构关联。企业、大学、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及环境要素具有很大的重叠性。产业集群的核心单元是企业群和相互依存的企业网络；区域创新体系的基本主体（大学、企业、政府和中介机构）如果位于集群区域，往往也成为构成产业集群的主体要素，否则就构成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构建主体间的联系网络和学习机制，创建本地的专有因素，是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共同点。三是功能关联。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进行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产业集群实现创新的主要途径是建立有效的合作网络、促进知识在本地扩散流动。从这一意义上讲，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在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上的功能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区域创新体系强调要促进本地创新要素（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的互动，并通过促进创新主体的良性互动对产业集群发生作用，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M. Andersson & C. Karlsso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n~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Regions : a Critical Review and Assessment [J],Regional Studies，2002,(6).
内部的技术创新和扩散也是企业互动作用的结果。因此，促进区域内的知识流动和创新主体互动是区域创新体系和产业集群的共同功能。四是目标关联。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最终目的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产业集群体现特色产业与区域经济的有机结合，其目标是通过企业集聚形成外部经济，显著降低创新成本，提高产业和区域竞争力，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目标紧密相关。
产业集群是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和有效途径，产业集群的多样性和特色正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活力所在。积极培育和推进地方产业集群已成为目前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和政府制定政策的着眼点。产业集群正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产业集群并不意味着区域持续创新活动和竞争优势的长期保持。区域创新网络形成良性的创新循环状态，有赖于其内部运作机制的有效运转。区域创新体系的内部机制主要有四个：交互式学习、知识创造和分享、邻近性和社会嵌入性。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创新要素正是通过系统的内部机制，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输出意义上的改变（新产品、新技术的产生等），进而影响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提高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区域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经济区城内与技术创新的产生、扩散和应用直接相关，并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创新主体、组织和机构的复合系统。其获得成功的前提是基于本地的创新网络，即建立在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间长期的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会加速形成产业集群和空间集聚、产生集聚经济性。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创造、扩散和应用知识的体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区域性创新体系，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模式。因此，要将产业集群建立与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营建创新创业环境，形成活跃的创新创业局面。
（5）加强区域创新体系要素间的互动，推进官产学研合作创新。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是企业、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各个参与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过去过于强调政府在这种交互作用中的主导性，而忽视了企业和其他参与者作为创新体系主体的作用，事实证明那是错误的。系统要素间的互动，将促进知识的融合，降低创新风险，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效益，提高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创新要素间的互动关键在于要加强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和大学之间的联系，发挥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产学研合作创新可以将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是推动区域创新活动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要针对自身需求和条件，充分利用外部技术优势，弥补自身创新能力的不足，避免盲目投入和重复开发，降低创新风险。科研机构要自觉面向市场，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针对企业的技术需求，组织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要深化科研机构内部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力量进入企业，鼓励应用型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或直接办成科技企业，改变我国大部分科技力量游离于市场之外的局面。同时，鼓励大学科技产业发展，提高大学科技成果的产出率和转化率。大学、科研机构还可以与当地的高新技术企业组建联合实验室或开展合作研究计划，从而形成高新区的产业发展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活动互动、互补和利益共享。从高新技术经济成长的已有经验来看，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高校等高新技术经济催生与哺育主体的分工与协作，官产学研的有机结合的“三套车”方式，已成为全球规律的认识与实践（如图22）。
（6）培育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群发展的区域创新文化。创新孕育于一种“空气”之中，这种“空气”即为产业集群的创新文化。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文化属于一种区域文化，形成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殊环境，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必须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的沃上中，文化制度的创新作为一种非正规制度创新，能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核心能力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深刻的影响着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正规制度创新作用的发挥。美国的“硅谷”文化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内涵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勇于创业、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美国学者萨克森宁在其研究中指出，硅谷的成功受益于其鼓励冒险也接受失败。在硅谷，屡败屡战的精神被视为是可贵的，没有人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对你做出一生的评价。只要你能面对失败，可以随时重新来过。这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发展必须的，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特征，需要敢冒风险的创新文化。因此，要大力宣传“奖赏聪明的富于创新的冒险者”、“失败的尝试被认为与成功一样重要”、“惩罚不是针对失败，而是针对不尝试”的思想，形成崇尚冒险、宽容失败的社会风尚。宽容一方面是理解与体谅，另一方面是尊重信念。作为经过独立思考后的产物，信念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多种多样，但都应该得到尊重。越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越会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表现形式，只有宽容才能保护其创新个性。第二，崇尚竞争、平等开放。在硅谷，每个公司乃至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地感受着竞争的压力。在严密和公正的市场竞争法则下，人们既致力于自身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又注重在竞争中向对手学习，尊重对手和在平等中相互交流。在硅谷，竞争者之间相互交流司空见惯，讨论技术问题的频繁程度是在其他地区闻所未闻的。在竞争交流中产生的一些好创意，也易于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硅谷的高开放度也促成了人才的高流动性，这种高开放性和高流动性，对吸引和凝聚高素质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潜力是至关重要的。第三，知识共享和团队合作。硅谷宣扬专业忠诚而非企业忠诚，以及讲求合作和重视非式交流等。硅谷人不仅具有强烈的个体创新精神和竞争精神，而且十分注重团队精神。人们普遍意识到，随着技术复杂性的增加和知识更新加快，任何人都无法单独完成复杂的技术创新，必须依靠协同、合作和群体的力量来完成。由此，硅谷里形成一种“拿与给”的双向知识交流氛围，咖啡馆、俱乐部、餐厅、健身房、展示会、互联网等都是交流的好去处，信息交流成为完善新设计、激发灵感、相互学习和解决难题的好办法。创新文化所具有的强烈融入性和在区域的迅速扩散，确保了知识和理解在各种水平的公司之间和产业之，从最低水平的技术人员到高级工程师之间的通畅流动。还要重视信任和合作文化的建设，培养专业忠诚而非企业忠诚的观念，促进人员的流动，淡化等级观念和重视非正式交流等。区域内人与人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使信息在区域内快速传递，从而使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适应当今世界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并为其发展创造了各种条件，轻松自如地进行交流的人文环境。第四，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由于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创新小公司的成功机会也会增多。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经常跳槽，或创办自己的公司，或另谋高职。这在硅谷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仅不会受到谴责，而且还会得到支持与鼓励，因为这种有所作为的表现，有益于技术扩散和培养经验丰富的企业家。
国外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地区内存在着以诚实和信赖为精髓的产业文化。集群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由于创新过程的进化特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行为受到所在区域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创新行为深深地根植在社会环境中。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的创新政策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不一定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不同地区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经历，积淀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硅谷等成功的高新区的经验表明，一个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需要有一种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特征相容并相促进的区域文化来支撑。因此,我国要建立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创新文化制度，必须古今结合、中外结合，以培养创新精神为导向，建立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聚群发展的区域文化。首先，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应该面向现代化大生产，企业经营的视角应该走出家庭伦理局限，高度重视理性化制度建设，用“法治”精神完善自我，树立能力本位观念，高度重视知识和人才；走向世界，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按照国际通行准则重塑企业文化。其次，高新区应大力鼓励敢冒风险、敢于创业、富于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第三，同时要特别重视信任与合作文化的建立。当今竞争激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更需要信任与合作，因为信任与合作可以迅速整合信息和资源、降低成本、降低风险等。内部竞争应该适度，应该是一种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因为过度竞争会造成人员之间的隔阂和信息垄断，而任何一项高新技术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应用都需要不同专业、不同部门的人集体协作，需要发扬团队精神。高新技术企业内部既要建立一定的竞争机制，又要提倡团队协作精神，以产生知识的协同效应。王选教授曾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优秀的软件都是协作的产物，北大方正集团每一代新产品都是几个研究室、很多课题组齐心协力的结果。如果没有团队精神，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在市场上具有全面优势的新一代产品。在今天的高科技发展中，单枪匹马已很难大有作为。在团队中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宽容的善于合作的人取得成功的机会会更多。
6、推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融入全球价值链。（1）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价值链概念是1985年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是无处不在。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产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造成影响。价值链构成了企业的生命链，是企业具有生命价值的基础。波特认为，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一方面创造了价值，另一方面也需负担各项价值链活动所产生的成本。企业经营的目标，就是尽量增加增值作业，减少非增值作业，以获取较大的利润，形成竞争优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好比“一串串珍珠”，将颗颗“珍珠”(产业集群)串起来的条条“金线”就是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na,简称GVC）是为实现商品价值而连接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到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生产者和生产活动的组织及其利润分配，且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链接，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在全球范围，有“纽约—伦敦—东京”的金融联系，有“硅谷—新竹—珠三角城市（带）”的生产联系，此类联系超越了地域的邻近关系。根据全球价值链分析，西方学者(Kaplinsky & Morris，2001)①将产业的升级类型分为四种：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产业升级是从工艺流程升级开始，然后逐步实现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最终达到价值链的升级。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工艺升级。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产业集群通常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作为竞争优势。在这个阶段的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增进传输体系，引进工艺流程的新组织方式，提升价值链某个环节的生产效率，实现集群的升级与发展。第二，产品升级。产品升级是指引进、研发新产品、新品牌或改进现有产品的效率，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质量提升，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第三，功能升级。功能升级是指在实现产品升级后，逐步重新组合价值链的优势环节或战略环节，调整嵌入价值链的位置与组织方式，专注于产业价值链某个或某几个优势环节，放弃或外包原有的低价值环节，弱化或转移非核心业务，实现从生产环节向设计和营销等利润丰厚的环节跨越。通过拥有该产业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最终获得该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权。第四，价值链升级。指的是从一条价值链跨越到另一条价值链，即在原有价值链的基础上延伸至价值量更高的相关产业价值链，在相关的产业领域获得较高的收益率，或者移向新的、更有利可图的价值链，或者使一些企业得到数条全球价值链。从而促使企业和地方产业集群提升到一个新层次，达到一个新水平，提高区域产业整体的竞争力。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考察亚洲“四小龙”和美国硅谷IT产业集群，基本上遵循上述升级路径。
（2）全球价值链：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意味着非核心的价值链环节将呈现出高度流动的状态，这给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压力，也为区域经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提出了挑战。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各个环节的特性非常不同，对要素条件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导致了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地点发展，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产业布局。目前，高新技术产业正面临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主题的“大洗牌”。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企业只能根据自己拥有的核心能力和关键资源，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任何企业，必须融入某一产业链中才能生存、发展。过去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现已变成了一个价值链与另一个价值链之间的竞争。而且，一个企业其所融入的群体规模越强大，运行效率越高，运行成本越低，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已经将产业的价值链细分到空前的程度，而这种加长了的产业链模式恰恰赋予了包含在其中的技术以更丰富的经济涵义，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往往只需要在某一个环节上拥有过人的本领(不一定是核心技术)，就可以在国内或国际市场获得巨大成功。如美国的戴尔公司，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脑公司，但凭借其在部件采购、分销及服务上的独到优势，使自己从默默无闻一举跻身到世界电脑公司前列。
全球价值链理论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一个价值链条中众多的“价值环节”，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存在着增加值与盈利水平的差异性。图23是PC行业的价值链，其增加值的分布是呈现“微笑曲线”。在PC行业的价值链不同环节上的增加值和利润空间是不一样的。微笑曲线说明了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位于微笑曲线的左右两端，即左端是专利权、材料、设计和研发等环节，右端是
销售、传播、网络和品牌等环节；而低附加值环节则为加工制造环节。实际上不但只有某些特定的价值环节才能创造更高的附加值，而且某些辅助或支撑环节并不创造价值(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不重要)。任何一个企业在当前条件下都不可能是在价值链条的任何一个链条环节上都是最优的，只能是在某一个或者几个环节上具有优势，这就是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谁抓住了这些战略环节，谁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谁也就控制了该行业，即由谁来治理这条价值链。由此可见，要保持全球产业竞争优势，关键是掌握该产业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通过价值链的整合不但可以将具有不同优势环节的企业相联系，实现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都达到最优，进而实现价值链整体最优。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向应是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升值，即不断提高已控制全球价值链环节的价值量并沿着全球价值链升级，最终通过不断调整嵌入价值链的位置与组织方式，促进集群的升级。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系统，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与消费都具有更为鲜明的全球化发展特征，全球化的竞争使高新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具有非均质、非线性特征，其升级轨迹具有反复性与循环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系统，外部联系(FDI、跨国公司)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应充分利用外部联系网络找到全球价值链中那些增值潜力较大的“战略性环节”，并不断瞄向这些“战略性环节”跃进。
参考文献
[1]郭励弘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与风险投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
[2]李海婴等：《城市产业集群的机理分析与政策安排》[J]，《现代管理科学》2004年第3期。
[3]陈柳钦：《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J]，《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4]谭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J]，《经济师》2006年第2期。
[5]朱秀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对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研究》 [D]，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8月30日。
[6]陈勇：《社会资本对硅谷的贡献》[O/L]，http://www.homeoc.org.cn/capital/form/VC/discourse/silicon.htm.
[7]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梁琦：《产业集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9]童宏保：《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J]，《教育与经济》2003年第4期。
[10]方竹兰：《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J]，《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
[11]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C]，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13]顾新等：《社会资本及其在知识链中的作用》[J]，《科研管理》2003年第2期。
[14]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5]卜长莉、金中祥：《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16]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17]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18]（美）林南：《社会资本：争鸣的范式和实证的检验》[J]，《香港社会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9]陈柳钦：《资本研究的新视野：社会资本研究的综述》[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0]李琳：《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的知识流动分析框架》[J]，《科技管理研究》2006年第6期。
[21]王涛，顾新：《基于社会资本的知识链成员间相互信任机制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年第5期。
[22]惠宁：《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互动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3]孟韬、史达：《论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J]，《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2期。
[24]曾剑云：《高新技术产业群的竞争优势及社会资本培育的研究》[D]，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5年4月4日。
[25]韩晶、王迎军：《产业集群学习能力的动态模型》[J]，《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6]王勇：《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J]，《改革》2006年第2期。
，2007年4月10日。
[27]楚尔鸣、李勇辉：《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8]冯德连：《经济全球化下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29]Uphoff, Norman T. Learning from Gal Oya: Possibilities for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Post-Newtonian Social Science[M].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1996.
[30]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A], In 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6..
[31]Bourdieu and L.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2]Putnam,R.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J], The American Prospect, 1993.13.
[33]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5).
[34]Janine Nahapiet, Sumantra Ghoshal,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23.
[35]Ronald S Burt...Structural Hole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2.
[36]Coleman,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Vol. 94（Supplement）
[37]Leana, Carrie, and Harry J. Van Buren III.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Practices [A], i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3).
[38]InkpenAC,Tsang EWK. Social Capital,Networks and Knowledge Transf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30(1).
[39]Porter.M.E. 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11.
[40]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41]Thomas A.Stewart, Intellectual Capital:The New Wealth of Organization[M],Published by Doubleday, 1997, 22.
①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①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17页。
②与机会主义相关的脆弱性，包括逆向选择脆弱性、道德风险脆弱性及由于大量的不对称专有投资而导致的牵制脆弱性。根据机会主义强弱程度，可以把信任为三种类型：弱式信任、半强式信任和强式信任。
①吴德进：《产业集聚论》[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①聂鸣等：《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第2期。
①一般而言，知识积累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正式的学习，二是非正式的交流。前者指通过专门的教育培训等方式获取编码化知识，后者指通过个人之间在非正式的接触过程中传递非编码化知识，即经验类知识，也叫缄默知识。第一类知识可通过书本、媒体、网络等手段获得，基于这类知识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区位选择的要求相对不是特别严格。然而占据整个集群知识的绝大部分，且对创新能力增强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类知识，这类知识很难通过一般的渠道获得，它们通常隐藏在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脑中，个人属性极强。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的集聚便于企业通过集群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建立稳定和持续的关系，促进和加快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流动与扩散，为组织内部和不同组织间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准确地传递和扩散创造条件，从而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①Cooke P,Hans Joachim Brazyk H J,Heidenreich M.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rms: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ized Word[M]. London:UCL Press,1996.
②Cooke P, Boekholt P. and Todtlin . The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in Europe (M). London: Pinter, 2000.
③Wiig, H. & Wood, M. What comprises 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 empirical study.Region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Regional Futures: past and present, east and west’, Gothenburg, Sweden, 6-9th May, 1995.
④Stefan Kuhimann.European／German efforts and policy evaluation in regional innovation[R],University Utrecht Fraunhofer Institute Systems and Innovation Research,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T Basic Plans in Japan-Towards the Effective Benchmarking of Integrated S&T Policy-Tokyo,NISTEP,September,13-14,2004:p1-- 25.
④李立辉等：《区域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反梯度推移》[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0页。
⑤所谓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各类中介组织和地方政府等）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系统。这种网络系统，从狭义上说是指企业有选择地与其他企业或机构所结成的持久的稳定关系；广义上的区域创新网络还包括各个行为主体在长期交易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和接触，这些关系是相对稳定的，通过这种网络关系的构筑，区域内企业获得了重要的协同作用和技术产品的交叉繁殖，从而增强了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其中企业是区域创新的核心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源泉，中介服务组织是区域创新的纽带，地方政府是区域政策创新的宏观主体。
①Raphael Kaplinsky and Mike Morris, (2001)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 Prepared for the IDRC: 3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