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妙的平衡纪录片完成微妙的平衡-爱华网

前两天，杨澜采访刘翔，问这个鼎盛时期的小伙子，要是有一天有别人超过你了怎么办? 刘翔想了一下，非常坦率地回答: 要是有人超过我，我就不想再继续跑了。

在另一档节目中，水均益采访刚刚退役一年的俄罗斯体操名将霍尔金娜: 你还这么年轻，以后失去了鲜花和掌声，会不会觉得落寞? 霍尔金娜回答得有些含糊: 我的儿子现在是我的一切。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里面包含着竞技体育的神奇魅力，也包含着人世的神奇变幻。找不到邓亚萍10 年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记录，但却可以看见她行动中的智慧。退役时，她在国际乒联的世界排名积分领先第二名100 多分。国际乒联的官员说，如果邓亚萍不退役，每年只要参加一两场国际比赛，她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至少可以保持10 年。她主动揭开遮挡住后生力量的那一块大幕，自然而然地面对自己体内因过度运动造成劳损的四五十岁关节，减少训练，直至完成过渡。她是没有人超越的，也是不惧怕被超越的。

她的离开当然没有霍尔金娜那样悲情和断绝，她和自己的荣耀保持了最适中的距离，她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了吗? 还是更好地加入到开创新历史的队伍中去?她是真的离开体育了，还是如同萨马兰奇说的那样，离体育更近了?

Staffers: 做运动员时你是冠军，所有的人，包括教练、陪练、队医，甚至食堂的厨师都会从不同的领域支持和协助你。但现在做的工作，似乎没有了这样的“众星捧月”的感觉，你如何调整以面对新的事业角色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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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 在我们部门，我是助理。首先要协助主任做好工作，然后再和其他部门协调好，做好工作。比赛时我们虽然一个人在场上，但代表的也是一个集体，我常常说自己身后有13 亿人，指的就是这个。所以运动员一个很突出的优点是集体概念强。西点军校培养出很多CEO，比MBA 学校培养的都多，和我们基本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基本上是半军事化训练，讲求团队精神，个人项目都不讲个人，更不要说集体项目了。现在更是这样，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

作为一个Leader，比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能领导好团队，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发挥潜能。团队里要有一个好制度，让大家有积极性，而且重要的是开放的心态。现在我们工作空间比较宽松，团队成员都很年轻，大家都愿意在一起工作。我们又多与已经或正在实现国际接轨的企业接触，加上我在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历和学习经历，能够更好地和大家一起应对工作的挑战。

Staffers: 其实准确地说，你的职业生涯最早是从国际奥委会开始的。这十年来，你是否也遇到过像打球时那样的困难? 在国际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你认为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邓亚萍:1997 年经中国奥委会推荐、萨马兰奇任命，我开始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工作。到现在近十年了，经历了很多。

国际组织锻炼我的不仅仅是语言能力，更多的是我的阅历。国际奥委会203 个成员，比联合国还多。你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从中国或亚洲的视角出发。一个政策的制定，要让绝大多数国家受益，而不仅仅是一个、几个或十几个国家受益。你要找到平衡点，要从中国角度、从亚洲国家，以至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去平衡。如果你只想自己，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也是不能够贡献长久的。所以在运动员委员会工作，让我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当要解决一个问题时，很自然地就会出现不同的阵营，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时候，发达国家的委员认为应该怎样做，发展中国家却认为自己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种心理上的理解是不存在的，这就需要双方沟通，找到一个共通的区域。

比如我们有一个环境保护的议题。一些委员提出，屠杀非洲大象是很残忍的事情，应该停止。但非洲委员就认为，我们的非洲大象太多了，如果不杀，就会泛滥成灾，把人类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威胁人类的发展。最后我们决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解决，不能一概而论。这看来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却需要非常微妙的平衡才能做到。

我们只有19个委员，却涵盖了五大洲。委员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场，但是我们都是为着一个核心工作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为人类全面发展精神上的享受和愉悦做贡献。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人类是一个创建和平的机会、创建大家庭的机会，最终它是一个人类的庆典。

Staffers: 你现在事业、学业和家庭已经很完美了。你认为自己成功吗? 你怎样兼顾这么多的事情?

邓亚萍: 当然矛盾一定存在。每个人一天有24 小时，很公平。而且不管怎样都要睡觉，不是吗? 但是有很多人，可以把时间安排得很好。这就取决于你的组织能力、自控能力。我是个自控能力比较好的人。原来练球的时候，即便再累，累到只能在乒乓球台前站着，我也要让自己多站上一会儿，练练发球什么的。

我觉得还不能说自己已经成功了。首先在学业上我还没有毕业，博士论文的撰写要比硕士难很多。硕士论文只要提出论点并能做到言之有物、自圆其说就可以了，但博士论文是要有创新见解的，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研究。

另外在事业上，只能说我过去做运动员的经历是成功的。但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的，在业务上必须和其他同仁一样被严格要求。我不希望头上总顶着体育明星的“光环”，让别人为我“开绿灯”。我打乒乓球可以做部门同事们的老师，但在工作中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调整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

训练时, 教练最常给邓亚萍的指示不是“要练什么”, 而是“要注意休息, 别练过了”。平时, 乒乓球队里规定上午练到11 时, 她给自己延长到11 时45 分; 下午训练到6 时, 她练到6 时45 分或7 时45 分; 封闭训练时晚上规定练到9 时, 她练到11 时多。有时食堂为她专设“晚灶”, 有时太晚了就泡方便面充饥。算起来, 她每年要比别人多练一个多月。

练全台单面攻, 她腿绑沙袋, 面对两位男陪练左奔右突, 一打就是两小时。

多球训练, 教练将球连珠炮般打来, 她瞪大眼睛, 一丝不苟地接球, 一口气打1000 多个。教练张燮林统计, 她一天要打1 万多个球。

一节训练课下来, 汗水湿透了衣服、鞋袜, 有时连地板也浸湿一片, 不得不换衣服、鞋袜,甚至换球台再练。

奥申委网站刚刚开通时, 开设了一个《名人寄语》的专栏, 编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亚萍, 但她远在英国读书, 只好在下午两点打长途给她, 那时正好是英国的凌晨5点。通话时, 网站编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 这么早打扰你了。”邓亚萍却回答说:“不早, 我早已起床, 正在温习功课。”

2005 年底, 为了完成剑桥大学的学业报告, 邓亚萍20 多天没出家门, 吃的是在外订的100 多个饺子。报告完成后, 脖子不能动了, 又到北医三院住了20 多天。

一个人、一句话

在我的运动生涯中, 卡耐基的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其中有两句话: 一是,“不要看远方模糊的事情, 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二是,“一次只漏一粒沙子, 一天只做一件事”。我是在得到冠军之后看到这两句话的。

读书后, 清华的教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们的思想境界让我备受震撼。他们满腹经纶, 但家里的条件却与学术地位差别巨大。走到清华的赫赫有名的教授家里,你会发现他们对物质上根本没有追求。我曾经给他们offer, 他们不感兴趣。他们认为物质上的追求会浪费时光。而且我在清华的很多课是一对一的课、对我的思想,做什么样的人、追求什么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国际组织里, 萨马兰奇无疑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话不多, 但只要一说话, 就能一针见血。原因就在于他不同寻常的丰富经历。他做事很严谨。有很多国家的各级官员拜访他, 他要做到很好的斡旋。当然他不会手把手地教你如何平衡这种微妙复杂的关系, 但在与他交往过程中, 就会学习到很多。

拍摄工作已经耽误了邓亚萍近40分钟。她还是停下来一一和大家合照，在乒乓球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这是她签的第多少个黄色小球，也不知道这个总是决意告别过去、抬头挺胸向前行走的姑娘是否介意我们一再地把她和过去相联。

只知道50个乒乓球扔向她的时候，她不会眨眼，还会建议只知道把球往天上抛、“一根筋”的我们把球扔到离她更近的桌子上，“这样球反弹起来的时候，摄影师还有机会多拍几张。”

与其把她塑造成一个霸气的乒坛王后，我更愿意相信眼前的邓亚萍。她接电话的时候会用报事贴记录、眼睛会伶俐地转动; 回答问题的时候从来不轻易下判断，总是要仔细想过，哪怕你问到的只是一件衣服; 她更愿意感谢父亲遗传给她的坚忍品质。她乐意在做好发型后跑到卫生间照一下。她的回答充满了简单明快的俚语，比如“倒腾”。合影时，摄影助理无意中请站在邓亚萍旁边的人“低一点儿”的时候，她悄悄地笑起来。

最后，我问她: 你觉得你这33 年，是靠自己努力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幸运的成分多一些，我没有预料到这个曾经占尽劣势的姑娘选择幸运，“因为我拥有现在的性格是幸运的。”

邓亚萍，尽管几乎不用任何介绍，我们还是要感谢她的本色。

她开着那辆红色的老款汽车，飞快地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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