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运行情况数据，上半年，中国GDP为248,0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
同以往一样，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情况的判断有三派意见：乐观、悲观、淡定。乐观派认为，7.6%的增速没问题，是想要的结果，下半年会更好，经济增速会超过8%；悲观派认为，经济运行不稳，增长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尚未见底，甚至有人认为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淡定派认为，经济增速7-8%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表明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这派经济学家与中央领导一样，面对下行的经济，表现得很淡定。 当下，经济学家无论怎样评价中国经济，更多的都是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底线或下限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判断的依据并不十分可靠，需要进一步辨明。 经济运行“下限” 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李总理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李总理说的“合理区间”，实际就是指一国经济按其潜在生产能力运行。此时，劳动力和资本会得到充分利用。当产出高于潜在GDP时，通货膨胀将上升；低于潜在GDP时，高失业率将出现。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从长期看，只能在潜在GDP增速区间运行。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经济周期的客观存在，一国经济通常表现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交替运行。一般而言，衰退和复苏是过渡性的，经过波峰或谷底，经济则步入繁荣或萧条阶段。所以，从短期经济周期来看，经济运行又常常表现为高于或低于潜在GDP。 在我们国家现在讨论经济增速下限有很大的困难。“下限”意味着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生产能力，这时GDP减少，失业增加，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所以，讨论经济增速下限首先要有失业率统计，否则，无法知道“下限”在哪儿。 非常遗憾，我国现在还没有全国统一的失业率统计。目前的官方数据是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统计和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准。这种失业率统计有很多弊端，长期受到经济学家们的诟病，实际应用起来也令人困惑。例如，2010年、2011年、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0.3%、9.2%、7.8%，但这三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却都是不变的4.1%。经济增速下降这么大，失业率不变，可能吗？ 一般而言，失业率与产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变动关系。这种关系最早由阿瑟·奥肯发现，因此，被命名为奥肯法则。奥肯法则揭示，相对于潜在GDP，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大约会上升1个百分点。2012年中国GDP增速比2010年下降2.5个百分点，按奥肯法则解释，失业率将上升1.25个百分点，但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却没有变化。奥肯法则在中国失灵，但却无法解释。 其实国家统计局也有失业率统计数据。他们做的是全国大中城市的统计，其方法是调查失业率。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做客新华网时说：中国“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虽然只是有关大中城市的失业率，但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当今世界主流的失业统计方法，即调查失业率。5%应该是中国可容忍的失业率的底限，因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七部委发布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规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如果5%的失业率是中国失业率的底限，那么，当前7.6%的GDP增速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底限。但因马建堂说的调查失业率仅指大中城市，并不是完整的失业率数据，所以，还不能完全证明中国经济下行是否见底，或已经破底。 如果考虑到2.6亿农民工，他们在城里打工，但失业统计却排除了他们，这就更给判断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否到了底限增加了难度。 可见，没有可信的失业率数据，就不知道经济下行的底限在哪里。不加快完善调查失业率统计，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就是盲人摸象。 “合理区间”与长期增长 李总理在7月16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说：“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当经济运行逼近上下限时，宏观政策要侧重稳增长或防通胀，与调结构、促改革的中长期措施相结合，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李总理说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讲短期经济周期和长期增长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经济运行而言，如果我们找到了“合理区间”，就要考虑长期发展问题。但问题是，我们需要首先确认中国的GDP结构是否合理，如果GDP结构严重失衡，那么，在失衡情况下的经济运行，其产出不能说是潜在GDP，其运行区间也不能说是“合理区间”，因为就长期而言，这是不可持续的。 从产品法来看，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起今年第二季度的投资、消费、出口对于GDP的贡献率情况时，国家统计局盛来运司长对记者说：“上半年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是这样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45.2%，拉动GDP上涨3.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0.9%，拉动GDP上涨0.1个百分点。” 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虽然缩小了，但投资还是拉动GDP的主要因素，结构依然严重失衡。在西方国家，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基本在70%以上，那么，在中国消费、投资、净出口形成什么样的结构，GDP就平衡了，就可持续了呢？ 从收入法来看，GDP的结构也不平衡，主要是居民收入相对于政府和企业收入是下降的。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同比名义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低于GDP增速。显然，这不利于消费的增长，不利于经济转型。 从供给来看，三次产业结构也是失衡的，尤其是服务业发展迟缓。当今世界有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占经济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中国现在的主流思想是强调发展实业，其实就是注重制造业中的制造环节，忽视服务环节，也忽视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物流等，这就导致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不足，很难占领产业链高端。大量资金进入这样的制造业后，催生了全面的产能过剩。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发展了太多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的“两高一资”产业，致使资源环境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找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呢？笔者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转变、经济结构有待平衡的情况下，很难找到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甚至可以说，不存在“合理区间”。比如，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但其中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是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如果平衡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就要降低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但把投资降到合理水平，消费和净出口若没有变化，GDP增速就将低于7.6%。也就是说，由于7.6%的增速是在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它不应该是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增速，也很难说是经济下行的底限。 结论 综上，要想使中国经济回到潜在GDP，从而找到经济运行真正的上限和下限，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转方式、调结构，解决长期问题。在长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仅用短期宏观调控的方法，是不能使经济回归到潜在GDP的。但转方式、调结构的前提是进行市场化改革，包括与此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