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走出“世界工厂”误区
要走出“世界工厂”误区,须以坚强的毅力和自信，耐得住寂寞，以创新为国家意志和民族使命
文/陈清泰
面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竞争，不久前韩国一位驻京记者写书称，“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就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培育成庞大的研究开发中心”，“只要我们保持高一档次的技术优势，只要我们保持‘韩国的产品价格虽贵但质量好’的形象，中国就永远是我们的黄金市场。”
大国经济必须有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培育国际领先企业必须有核心技术。没有自己技术、专利、品牌、标准支持的“世界工厂”，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经济。过早成为世界工厂存在“软肋”
在改革开放中，我国企业获得外部强大的技术支援。但是，中国工业化最终必须有内生的技术来源，否则不仅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的利益，甚至国家经济安全都难以保障。 到目前为止，我们引进外商投资累计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企业累计对外投资约700亿美元。这表明，“引进来”还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从微观层面看，是跨国公司以它的全球战略为目标，以资本、技术、品牌、市场以及关键零部件等实力，整合中国的产业、企业和资源。 在这种“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生产模式下，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分享了更多的利益。目前，除垄断行业外，国内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大都处于外资实际控制之下。例如，中国外贸依存度超过70%，其中工业品出口的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 中国众多企业的弱势不仅在资本实力和产业规模，更重要的是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说：“中国对外国专业技术的依赖程度很高，与日本、韩国不同，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技术创新没有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 英国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写到，“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不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却是惟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 随着技术和产品的寿命周期迅速缩短，技术领先的先发效应迅速增强。技术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中国培育世界领先企业的努力遇到了技术能力不足的强劲约束。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中国在技术依存度超过60%的情况下使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中心”。但是，中国这些由外资控制着增值幅度最大的技术、重要装备、关键零部件和销售渠道的“外资工厂”群，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只是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下中国实现工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绝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终极目标，更不能与英、德、美、日曾创造的工业辉煌相提并论。 过去两个多世纪，前后几届世界制造中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除资本的积累外，都经历了科学技术上的突破、管理科学的创新和技术人才、高素质劳动力的准备。 这种以创新为基础的“制造中心”具有“人无我有”的性质，表现出了鲜明的财富积累效应。 由于中国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制造”自身并不具有高效益性质。目前，我国单位资源产出平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至1/20；从业人员生产率只相当于1/30至1/40；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中国电子工业规模排在世界前列，但芯片制造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了二至三代。 经济指标落后，实质是企业的技术落后。 中国过早地成了“世界制造中心”，影响了国内一些企业对形势的冷静判断。在可以从国外获得技术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企业把有效资源大都投向规模扩张，却吝于包括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在内的长期投入。有的企业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失去了技术自信、失去了技术创新的激情和信心，甚至放弃了技术创新的努力。企图依赖他人的技术，以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世界领先企业。最终使自己成了“生产能力的巨人”，“技术能力的矮人”，技术能力不足以支持产业规模，进一步发展受制于人。自主创新需要战胜自我
随着我国产业和企业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企业的技术来源已经到了由技术模仿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时候了。但是，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追赶却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控制。跨国公司左右着所在产业的技术方向、控制着技术标准，赢得了巨大的先发效应，并通过技术、品牌、投资、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等，越来越强地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 另一方面，中国不少企业自身缺乏创新斗志。一些地方追求速度、扩大投资、追求外延扩大规模的偏好，导致企业不愿意下苦功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现有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经营团队迫切追求近期利益，几乎谁也不愿意“我这一届投入自主研发，下一届或再下一届赢得收获”；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经营，主业已经模糊不清，技术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追求增长速度的社会氛围，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急于求成的心态。 有些生产企业认为自己的技术实力与跨国公司根本无法匹敌，创新意志瓦解了、甚至放弃了技术创新的努力。 因此，技术追赶不仅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更难克服的是来自内部的技术自信的破灭和创新意识、创新文化的缺失。实现技术创新，必须战胜自我。 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因主要来自内生的追求和激情。只有那些忠诚于主业、并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家的执著追求和立足市场的长期战略的企业，技术创新才可能持续。捞一把算一把的企业，根本就不会步入创新的轨道。引进是为了缩短学习过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多产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技术和生产水平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但是，当人们重新审视“以市场换技术”的历程时，发现国内许多企业尽管让出了市场，甚至让渡了部分所有权，但并没有换来更强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术，有的技术能力实际上在衰退。 技术引进有两种模式选择。一是仅为使用而引进；二是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 有资料显示，日本引进技术时期，平均花一美元引进，要花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日本走过了从引进到创新的全过程，进入了技术输出国家的行列。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技术的项目数和总支出可能比日本与韩国之和还要多，但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只相当于引进费用的7%，只及日本的百分之一。这一点费用只能解释图纸、对引进技术的效果作必要的验证，不可能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再创新。 由于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使我们的技术能力始终落后于引进来的、正在应用的技术。当这些正在应用的技术需要更新的时候，只能再引进。在消化吸收上不到家，带来的是以更多的支出进行第二次引进和再引进。横向看，多家企业重复购买同一技术；纵向看，第一轮引进后就是第二轮引进。结果我们的技术费用总量并不少，但大都交给了外国人，没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力量。 在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不断循环中，本国的技术人员实际被边缘化了；在不断从合资对方获得技术的合资企业中，中国的技术人员难有用武之地。即便市场上新产品、新装备层出不穷，但也没有给本国技术人员多少技术创新的实践机会。 引进了技术，并不等于就有了技术能力；引进技术的水平，更不能代表自己的技术创新水平。即便可以通过委托开发等“买断”技术，但如果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那也只能落得“有产权，无知识；有技术，无能力”。 技术可以购买，但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核心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精髓，谁也不会转让。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能靠自己艰苦的积累。要丢掉幻想，面对现实：没有核心技术就要受制于人。开放战略应有利于自主创新
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重要含意是对外开放要更加注意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有利于培育本国产业和企业竞争力。 一些地方没有深刻理解国家“以外促内”的战略意图，把本地发展的希望过多地寄托于外资，宁愿给外资无限制的“超国民待遇”，而不愿下苦功推进本地企业改革、提高本地企业竞争力。他们把“引进外资”当作目的，而对“利用外资”却缺乏清晰的思路。这种“重引资，轻利用”的现象带有普遍性，使外资进入对促进本地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 引进外资是为了利用外资；对外开放是为了壮大自己。为此必须进一步明晰“以外促内”战略、理清利用外资的思路、完善对外开放中的对内政策，使引进技术的过程能培育出本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引进外资的过程能培育出本地资本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能锻炼出高素质员工队伍、使本地产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造就世界级的企业家。 长期以来，虽然我们大力引进技术，却没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术能力；大量引进外资，却没有为本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正确认识和利用外资流入的历史机遇，应该冷静地看到，跨国资本是“候鸟”，属于“无根资本”，有不可改变的逐利性。只要拥有它可以利用的优势，例如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比较低廉、各种政策十分优惠等，外资就会迫不及待地进入。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低成本优势是不可能永存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台湾、韩国等地的产业又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现在，我国沿海地区面临着地价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压力，甚至一度出现“民工荒”，以往的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或消失，产业随同资本的再次转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形成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平衡结构，企图完全依赖外资构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如果不能在引进外资中利用其溢出效应，培育出本地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我们不仅不能持久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而且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 利用外资的目的，短期是要增加就业、税收，带来一个地方的繁荣；中长期则要有效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首先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外资而创造的与外资要求相适应的软硬环境，如配套基础设施、良好的市场环境、符合市场经济的政企关系、更高的政府效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等。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可以为外资利用，也可以为本地企业所利用；其次，通过产品配套和服务、通过人员流动和正式及非正式的交流，使本地企业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扩散效应、市场信息和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效果。在本地产业进入全球分工、健全本地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形成某一产业的聚集效应。此外，外资企业的示范作用，如注重技术、注重人力资源开发、现代经营理念和现代化管理等，对本地建立工业文化都将起到推动作用。在外资进入过程中，如果本地企业得到发展，与外资企业建立越来越密切的配套关系，甚至竞合关系，形成内外资企业双赢局面，外资再次转移的可能性将降低。 总之，充分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是我们利用外资要争取获得的最重要的收获。国家发展政策应与创新政策相结合
中国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机会。如2020年前数千万千瓦的核电；一万多公里的高速铁路、众多城市的轨道交通；三网合一的新一代无线电讯网和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终端设备；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加工设备、环保设备，冶金、化工、采矿装备和大型工程机械；每年数以百计的民用飞机和百万至千万计的汽车等。 这些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最可贵的“国家资源”。这些机会应该同样给中国企业，成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大舞台。 但现实中，我们一方面要求企业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却宁可将巨大的发展机会“拱手让人”而不愿留给中国企业。这种情况几乎在各个行业都存在。 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政策与创新政策“两张皮”。管发展的部门渴求的是国外先进技术，关心的是速度、希望一次成功，不相信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愿意分担本国企业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管创新的部门追求的是国家增加科技投入，关心的是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对如何争取利用经济发展机会重视不足或者也无能为力。 发展政策与创新政策不协调、发展与自主创新“两张皮”，表现出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不断加大资金和政策投入，致力于提高本国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不少重大创新领域、创新项目和新产品订货又往往不支持本国企业的技术实践。 在“自不如人”、“技术自卑”心理的支配下，即便国家要求招投标，甲方也会有针对性地巧妙设置“首台首套”或其他门槛，目的是“准确地”将本国企业拒之于门外。在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通道从源头已经变得十分狭窄。比如，在规划中国高速铁路时，一开始就在选用德国方案、法国方案还是日本方案中作比较，本国企业竟然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甲方表现出了很强的崇洋心理，对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缺乏信心、不愿意给他们提供工程实践的舞台，让本国企业一次次遭受歧视和挫折。中国改革发展创造的巨大市场，其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中国企业没有分享更多，大部分都让给了外国企业，从需求一方没有给本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对创新的企业来讲，比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给它提供创新机会和“市场出口”。如果把“出口”堵死了，创新的源头就窒息了。因此，必须统筹经济发展战略与自主创新战略，如何动用国家资源支持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持本国企业创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战略。一个带有示范效应的做法是，通过国家订货或准国家订货等形式，给国内企业创新提供重大工程实践机会和创新产品的市场出口。 经济快速发展期，是技术追赶的黄金期；中国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有足够的国内外资源支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真的确立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话，那么，就应该动员国家资源促进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必须“以科技发展规划服务于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发展规划以科技发展规划为支撑”，调整好两者关系；必须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更多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通过国家订货或准国家订货等形式，从庞大的国内需求一方，给企业创新提供市场和工程实践的舞台。 现在中国正成为世界创新技术的实验场，在跨国公司母国还没有完成工程化过程的创新，例如磁悬浮轨道交通、第三代核电等都可以引进，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多的尝试机会呢？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复兴的重大战略。技术创新必须以体制创新为条件，认真解决障碍企业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只要将各个社会主体创新的内在动力充分调动起来，创新型国家就将指日可待。□（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深圳：破除三大障碍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学研脱节、投融资体制不顺等问题正被逐步破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彭勇 实习生焦志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已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创新”二字绝非易事，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学研脱节、投融资体制不顺等问题是我国自主创新之路上遇到的主要障碍。
为有效破解这些问题，深圳市运用市场手段，培育了一大批高成长性的企业，基本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突出表现为“四个90%”，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为核心技术保驾护航
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缺失，既是我国自主创新要解决的高端问题，又严重制约着国内创新活动的展开。 深圳在应对这一挑战时，一方面设立了专项补助资金，重点支持一批技术先进、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后来在优盘市场上赫赫有名的朗科初创时急缺资金，仅凭借专利技术，就得到深圳市政府的12万元创业资助金，2004年，政府又批给朗科1万平方米办公用地……一步步的扶持终于让朗科将拥有的核心专利转化为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深圳积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对创新型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护。2004年，深圳市设置了全国第一个统管专利、版权、技术秘密事务的行政机构——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并且形成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与工商、文化、公安、法院等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加大了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 深圳市超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成品油清净剂的高科技企业，2002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起超美技术的主意，与个别员工内外勾结，窃取商业秘密，并另建立工厂生产，给超美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深圳市政府有关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执法人员秉公执法，2004年，窃取商业秘密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罚款619万元。 超美公司副总经理莫志辉说：“这样就还了超美一个公道，公司才得以重生。因此我们觉得政府给企业资金、政策的扶持，还不如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给企业以信心。”“逼”出来的“以企业为主体”
“深圳之所以形成企业争相搞研发创新的局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使高技术成果最大限度产业化，同时前瞻性地做好了技术储备。”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副局长周路明说。 深圳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是“逼”出来的。不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深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很少，所以，深圳从一开始就把着力点放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上。 企业技术中心应运而生，目前已有48家，促进了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2005年，企业技术中心共申请专利6552项，占全年全市专利申请量的31.3%。 为了后续的技术储备，深圳开始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加强联系，深圳清华研究院、深港产学研基地、深圳国际技术研究院、虚拟大学园纷纷崛起。企业通过多种方式，与之建立市场化协作关系，通过成果转让、委托开发、联合开发、共建技术研发机构等形式进行产学研合作。 2006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6293.68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3708.24亿元，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为58.92%，也居全国第一。政府扶持建立投融资体系
缺钱——这是许多有创新愿望的民营企业最大的抱怨。深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企业自主创新急需大量资金，但无法及时便利地从合法的金融机构获取，因此一些民营企业只好通过地下钱庄来解决，这种做法合情、合理，但不合法。 “让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如果不进行融资体制的改革，无疑是让企业做无米之炊。”谭刚表示。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在政府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基本格局形成后，银行、创业投资、产权交易、证券等为依托的科技投融资体系，也进一步缓解了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 目前，深圳创业投资机构的数量和资本规模均居全国前列，创业资本总额已达160多亿元，在利用国内外股票市场进行融资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已有40多家创新型企业上市。一个个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公司、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中小企业担保中心都在为企业自主创新分忧解难。 除此之外，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也在深圳大力推进。如在1999年的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初创的腾讯公司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现在已成为营业额达1亿美元的高科技企业。除了建设以高交会为中心的交易平台外，科技企业孵化器也纷纷建立，目前，深圳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20多家。□陕西：加力推进科技转化
以科技创新工程推动产业升级，使存量科技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冯国 任珂
陕西是个经济欠发达省份，而其科技实力又因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陕西省在自主创新方面能否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对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具有示范意义。
“经济小省”本是“科技大省”
陕西全省现有各类科研机构1061个，专业技术人员110万人，两院院士45人，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125个，国家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65个，在101个优势专业方向中有17个是全国惟一的。在2001～2005年，全省共登记重大科技成果2318项，其中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68项，民营科技企业1万多家。 虽然以西安高新区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迅速发展，但是2005年，全省5个高新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才1280亿元。从总体上看，陕西省的科技资源的潜在优势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基础研究薄弱、应用研究和产业技术储备不足，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引领支撑作用还不够明显，导致陕西成为“科技大省”，但又是“经济小省”。 对此，陕西省科技厅厅长唐俊昌认为，影响陕西科技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仍然存在。它们主要有：一是改革力度、创新意识跟不上时代步伐，对全球经济、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缺乏适应能力，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强。 二是科技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体制障碍导致资源整合困难。如中央驻陕单位的科学家、工程师的人数与地方的比例为三比一，研究与发展经费的比例为五比一，但其服务对象面向全国，缺乏与地方经济结合的机制和动力。 三是推进科技创新的机制尚未形成，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中青年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孔雀东南飞。 四是科技投入严重不足，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形成。2004年全省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为2.87亿元，仅占当年财政支出的0.69%，远低于全国1.69%的平均水平。创新力较强的民营科技企业受到金融政策限制贷款困难，而支持创新的风险投资基金尚未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形成。加力推进科技创新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陕西省迅速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研究，对科技发展作出了全力加快自主创新的战略性部署，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十一五”期间全面启动实施简称为“13115”的科技创新工程。 这一创新工程主要是指，在装备制造业、能源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10个重点领域，组织30个重大科技专项；在重点行业和企业支持建设100个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扶持100个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重点支持建好50个科技产业园区，使陕西省“十一五”末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3000亿元，接近2006年1650亿元产值的两倍。 中共陕西省委科技工委书记刘国泰认为，陕西省的创新服务体系和条件平台建设滞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对经济的贡献水平。从全面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看，创新工程中即将启动实施的建设100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100个重点扶持科技产业化项目，将使陕西重点经营的50个科技园区成为集聚产业、汇聚企业家与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 陕西省政府为“13115”科技创新工程设立了专项资金，加上正常的科技经费投入，陕西省仅省本级每年可支配的科技经费达到4亿多元，而5年前陕西省科技厅每年归口管理的科技三项经费仅有2500万元左右。 突然增加的大量经费的投向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唐俊昌介绍，大致来说，0.5亿至0.6亿元用在支持100个重大科技专项，1.3亿至1.5亿元用于组建30至40个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约1亿元用来重点扶持20个左右的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再安排0.3亿至0.5亿元支持10至20个科技产业园区的建设，等等。 唐俊昌说，为选好选准项目，首先是公正遴选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第一批170多个项目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次是对项目评审专家组成结构进行了合理设计，要求评审专家中省外专家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有申报项目的专家也要回避评审。最后的评审结果，将在陕西科技信息网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长期关注自主创新的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李楠认为，在项目评审中，应力避行政干扰过多，否则决策偏差一点点，就会影响一大片，使许多事适得其反。在科技的创新方面应当让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本行业专家放开手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思考
达到2020年基本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社会各方面要尽早形成合力
文/张松涛
当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参与全球经济和科技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一些新兴产业和产品中凝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最先掌握和拥有这些新兴产业和产品的创新型国家，无疑在世界经济和科技上占据制高点和控制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国家安全等方面获得大量超额利益和先发效果，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力量和话语权。
我国未来的发展路径，同样迫切需要从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向主要依靠科技自主创新、有效扩大就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转变。 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这样的大调整，突破能源、资源、生态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最根本的出路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六大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创新型国家。为加快推进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达到这一宏伟目标，社会各方面要尽早形成合力。 当前的工作重点和政策导向，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培育和增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只有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才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迅速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只有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制度、法律和政策环境，并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先导和基础作用，才能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形成完善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 要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放开企业市场准入限制，着力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创新、具有规模效益的高新技术企业，鼓励有优势的各类高新技术企业加强联合，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研发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集团。积极完善国家鼓励自主创新
的政策体系 要进一步增加政府、企业和社会的科技投入。“十五”期间，全国研究与发展（R＆D）经费支出8203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l.16%，2005年为1.3%；2006年R＆D支出为2943亿元，占1.41%，为历年最高，但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l.6%和发达国家普遍在2%以上的水平。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曾提出，到2000年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1.5%，这一目标至今还未实现。同时，政府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的比重也还偏低，已从1995年的50%下降到近年的30%，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相应发展阶段时政府投入占50%的水平，更低于印度、巴西60%～70%的水平。 必须进一步采取鼓励创新的国家战略，加大政策力度，在不断增加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的同时，引导、鼓励和支持全社会增加R＆D投入。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机制，形成鼓励创新的良性投资机制。扩大实施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和技术进出口政策，等等。围绕优势领域和重大需求
带动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龙头，以效益为核心，加大技术创新和开发力度，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鼓励企业建立和加强技术开发中心，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水平，通过建设和完善创新平台及组织实施具有持续竞争力项目的联合攻关，加强前沿性、基础性、公共项目的合作，建成一批跻身国家科技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科研中心。要以形成重大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产业为目标，加强科技基础资源开发共享机制建设，强化技术集成创新，着眼于掌握一批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实现科技突破和技术跃升，努力使我国在一些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尽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实现经济和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坚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促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在扩大开放条件下，要继续正确处理好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关系。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效应，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要实现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技术引进与智力引进相结合，先进技术“引进来”与加强技术合作“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和整合国内外各种科技资源，把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开发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着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保护创新者利益 在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消费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知识产权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权，知识产权制度成为激励创新的根本制度，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发挥科技优势和开拓市场的重要法律保障，知识产权保护在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迅速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经历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形成了符合国情的“行政和司法”两条途径协调运作的模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我国国际专利近6年年均增长率高达30.7%，增长速度居全球各主要国家首位，商标注册申请量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2006年授予专利权26.8万件，授予发明专利权5.8万件。 要继续在全社会普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强调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规制度建设，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要依法促进知识产权流动，支持各类企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依法保护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知识财产和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的许可权益。完善专利信息平台，建设应用服务系统和专利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继续加强专利产业化工作，不断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利用和保护能力。要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有效化解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阻碍我国自主创新的问题，提高我国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 各类金融、法律、会计、信息和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共性技术、人力资源以及各种类型的企业孵化器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产学研之间的纽带，是沟通科技研发和经济发展的桥梁，它直接促成创新成果的广泛推广和产业化应用，是提高创新效率，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重要助推器。必须高度重视并规范发展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培育高水平、复合型科技服务人才，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切实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立健全鼓励创新的人才激励政策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我国拥有各类科技人员3200万人，其中研究开发人员总量超过100万人，位居世界前列。 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天地，为他们提供开发创新的环境，使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和回报。继续鼓励科技人员创办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鼓励科技人员以自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等为资本，参与企业投资和收益分配。鼓励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采取股份期权的试点等，对有贡献的高级管理者、骨干技术人员实施股权激励。要采取措施，切实把引资和引智结合起来，进一步吸引和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回国开展科技创业投资，促进全球中华儿女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聪明才智。积极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和文化氛围
要在社会大众和自主创新的各个领域，广泛提倡和鼓励支持创新思维，弘扬科技工作者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循序渐进的探索精神，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同时还要允许和宽容失败。要切实防止和克服社会上出现的浮躁浮夸现象，坚决反对和抵制弄虚作假、压制学术民主等不端行为。加强构建严肃认真的学术规范，培育求真务实的创新之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在全国上下，在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推动形成学术空气浓郁、创新机制高效、有利人才辈出、有利于产生自主创新成果、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宽松文化和社会氛围。□（作者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