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城市规划是以城市或区域未来的发展和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通过规范的政策性、科学性的制度调整或安排来实现，它是一项具有现存社会性价值的政策性的活动，因此，城市规划具备了最基本点法学特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国颁布的《城市规划法》，标志着我国城市规划向“法治”的道路迈进，同时深化和规范了城市规划的行政执法行为。不可否认，在我国发展的近二十年当中，城市规划的问题愈演愈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城市规划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同时也暗示着规划价值基础的改变,相信在未来，我国的城市规划会越变越好。 1．城市规划的基础知识 城市规划的含义。从城市规划的工作内容上来看，它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资源的利用、空间的布局及各项建设的具体安排，实施管理和综合部署。我国现代城市规划具有综合性、政策性、民主性及实践性等特点。 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构成和我国城市规划体系。现代城市规划是一项社会实践，更是一项政府职能，同时也是一项专业技术[1]。因此，我国的城市规划可划分为三种体系，即法律体系、行政体系、运行体系。这三种体系中，法律体系为其他两种体系提供基本法律程序和依据，所以，法律体系被称为核心体系。行政体系和运行体系则是法律体系的执行者和受益者。 我国城乡规划的法律体系由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构成，前者是根据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城市规划的相关性来划分的，主要分为专项发和相关法，主干法及其从属法两部分；后者则是根据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组成方式进行规划的，主要分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性规范等。 城市规划的作用。第一，城市规划是国家对城市建设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必要手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的一种手段，而城市规划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对国家的发展可谓是重中之重。政府必须重视城市规划，并从中起到引导的作用。第二，城市规划是政府形成和实施的工具，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它表明政府对特定地区和发展所要采取的行动。第三，城市规划是对未来空间的整体构架，具有先期性。它能引导城市或区域的发展方向，但是城市规划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它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制定而成的。 2.近现代法理学的发展 法理学又被称为法哲学或法律理论，它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其研究包括关于法律的性质、目的和为实现这些目的所必须的手段、法律实效的限度、法律正义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改变和发展的方式等[2]。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近现代法理学的发展，它被分为三个时期即：近代、现代和后现代[3]。 近代法理学的发展。近代法理学的发展起源于早期的自然主义法学，即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它以自由、平等、权利和有限政府为现代法理的核心,理性主义原则及其法学价值观成为后来法理学发展的基础。在十九世纪初，法理学完成了从哲理分析到实证分析的转换,同时诞生的了三大的法学流派:哲理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这三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康德、黑格尔及奥斯丁。康德认为法律的本质是自由意志的确定,法律是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共存的条件总和；黑格尔的主张是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即是法律，主权人可根据自己的意识来制定法律；而奥斯丁则提倡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强调国家权力对法的决定作用，认为法是国家制定的，具有强调性和意志性，他否认了法的社会基础，否认了法的公平、公正及正义，但是他把法学的价值和程序的争论凸显了出来。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分析实证法学派成为了主要潮流[4]。 现代法理学的发展。现代法理学持续着哲学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争论，同时，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流派得到发展。其中，新分析法学的流派哈特承认最低限度自然法的存在,所以哲学分析流派与规范分析流派趋向于靠拢。而社会法理学更注重陈述法律事实，趋向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用微小的代价来解决社会纠纷。 后现代法理学的发展。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法理学研究开始向具体法律部门延伸和深入，同时向后现代方向延伸。产生这两种方向的原因在于：一是社会领域迅速的被法律化，社会法律化的趋势越来与明显；二是法律被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瓦解，失去了自身的身份。后现代法理学发展中流派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学派是批判法学派。 通过对法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学者们对法理学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同时也促进了西方法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其本质包括了法的价值、法的作用和法的体系。但由于受到后现代法理学的影响，法学吸收了多种学科和结构、解构等多种思潮，其基础价值被打散，是法学失去了价值基础。 3.城市规划的法理学属性 由于法理学思想的不断变化，内容逐渐丰富，并在向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进行综合和扩展，同时由于规划学的提出，使城市规划价值基础逐渐发生基本转变，规划科学作为社会政策科学具备了相关的法律性质，因此法理学每思潮的变化也同样影响着城市规划科学的发展。 规划的正义观。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状态，同时也是法律历来所追捧的，它是一种社会伦理观念。法理学把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随着法理学的发展，这两种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相互融合，形成了自我组织的法学体系[5]。 就我国的总体规划来说，它既是我国主要的法定规划，有可作为城市各项规划的主要依据，指导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目前颁布的《城市规划法》，宣告了城市规划的法定地位，构建了城市发展的编制和管理程序，保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和进步。但与此同时，由于在城市规划中，没有对城市建设进行相关的研究调查，太过依靠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的维系，缺乏社会监督和程序控制，同时由于过度追求发展，以致忽视了社会公正及人权。
规划的秩序观。秩序可分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法的存在有效地保证了社会行为的连续性及确定性。法理学认为秩序比自由更重要，自由的实现需要良好的秩序来维持。 对于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来说，在法律方面仍存在着很多弱点，如规划编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较低；规划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做不到事事都有法可依等。秩序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方面的不足，在未来，将建设合理的秩序规范体系作为其价值基础之一。 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在管理和编制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同时规划本身的价值基础建构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然而由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建构起了相对完善的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将二者融合起来并加以努力，使城市规划在全面均衡中有效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