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司公布的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为18%，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但是，对这一数据，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异议，他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并正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周天勇教授的依据是：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近3.9万亿元，但是，除此之外，还有1万多亿的土地收入、约1万多亿的各种收费、以及社会保障约9000亿的收入等等，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么，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 31%至32%。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基本在21%左右，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普遍在30%左右，部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宏观税负超过40%。如果以31%至32%的实际税负和相对应的公共服务缺位来看，我们的税负的确太高了。2005年5月，《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去年年底联合公布的调查称，中国纳税成本居世界第八，计入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员工税”后的“总税率”高达77%。综合考虑增值税、所得税、附加税等企业税种，企业的税负应该在30%左右。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要承担一些隐性的变相税收，例如企业要交的防治污染费、污水处理费等等。(企业主要涉及税种:增值税 17% 营业税 3% 至20% 所得税 33% 城建税 7% 教育费附加 3%)按照周天勇的观点是，“过高的税负，对刺激消费以及对企业发展的消费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周天勇表示，高税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在日益加深，除了直接提高民间创业门槛外，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由于工资收入比较少，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就是考虑了“预算外”因素的结果。“预算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公民所承担的实际税负，这样容易导致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容易造成巨大浪费。一方面，大量预算外收入增加了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预算外”收入的绝大部分游离于监督之外，既为政府铺张浪费创造了条件，又对铺张浪费行为起到了掩盖作用。
其次，“预算外”因素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而又得不到相对应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税负如果过重将减少居民的实际收入，抑制居民的消费，因“预算外”因素导致的税负增加同样会抑制消费，我国内需不振与此因素密切相关。去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实际上，由“预算外”因素导致的居民实际税收增加比因单纯的税收因素导致的实际税负增加副作用更大，因为，从理论上来看，税收的增加至少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相对应，可以减少居民在这方面的开支，而“预算外”收入更多的被政府自身所消化。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达87倍就是“预算外”因素导致的结果。从周天勇教授计算的结果来看，我国预算外收入已经接近财政收入的水平，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为了抑制政府浪费、拉动内需，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使居民的实际税负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