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今天，再空言什么“改革必须继续推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改革”本身发生了认识上的歧义。 在八十年代，基于普遍贫苦的社会现实，全社会都有变法图强的愿望、因此在改革上有高度“共识”。改革是为所有人而生的。从极其匮乏、极其禁锢的历史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改革所带来的精神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边际满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凝聚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无疑，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其强大之处，也正在于此。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的神坛。 然而，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改革”开始脱离它原来的精神指向，而逐渐沦为特殊分利集团的专利。从表象上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比之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改革的真实内容却偷偷地被垄断，被劫持，成为仅仅服务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独家秘笈。这种改革路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改革不再是有确定内容、确定目标的一种自我生长、自我维护的机制，而彻底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一种附属、一种工具。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为例，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在广阔范围内的货币化进程（这极大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改革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
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困惑地问道：“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不过，吴敬琏先生言轻了。改革不止是已经失去了动力，而是陷入了重围。因为在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曾有过的改革“共识”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官员心中的改革是自肥的改革。易中天先生在谈论王安石变法时沉痛地说：“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今天的官员怕改革吗？当然不怕。医疗制度改革不触动官员利益、公车改革蜕变成“自我加薪”、教育改革让官员子弟更有机会进入名校读书，他们怎么能够反对改革呢？
商人期盼的改革是分肥的改革。商人是没有立场的，他们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旨归。在官员主导改革的时候，他们就期盼着与官员分肥。事实上，在改革中涌现出的大批富豪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间就能够聚敛在西方国家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才能聚集的财富，就是他们与官员私下勾结、瓜分公民财富的结果。所以，他们拥护自肥的改革，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期望分得更多的“羹汤”。
老百姓希望的改革是分享成果的改革。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老百姓希望——这也是他们的权利——改革不要再以他们的利益一再受损为代价，而是让他们同样分享改革的成果。
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豆腐渣工程。因为中国的改革被迫在必须在扭曲的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间作出选择——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改革的现状。
目前，各种矛盾，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都非常尖锐。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渴望通过变革改变不满意的现实。人们对现实不满，对“改革”不满，不见得表征他不支持改革，只能表征他内心深处渴望着“另一种改革”。比如说，农民兄弟可能正盼望着真正的土地改革。他们上访、保卫土地、爬上塔吊，其实是在表达“另一种改革”的渴望。只不过没有人听得懂，或者听懂了故意装作不懂而已。所以，再空喊“坚持改革不动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徒然惹人耻笑而已。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谁来改革，改革什么，怎样改革”？
谁来改革？还是那些官员们来主导吗？如果是这样，改革的后果可以预料。在严格的意义上，我认同吴敬琏先生三年前说过的话：“我认为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者说1992年以后，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不然的话，老百姓不认你这个改革。如果他们因为基本利益受到损害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对老百姓来说，如果改革不能给自己带来实惠，这个改革当然不需要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能是为了好听，更不能总让老百姓作牺牲。假如仍然由那些官员们来主导改革，改革只能激起人们更大的义愤。
改革的动力是利益诱导，这很重要。但这个动力在部门主导的各行业的改革和地方党政干部主导的基层改革中，是很可疑的。部门改革，我们看到的是部门利益的膨胀，是一个个“霸王条款”的产生。有权的改成了特权，没权的连人权也改没了。谁还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设计改革，推行改革？指望各部门的技术官僚，不可能。政府各个部门可以随意税外收费，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收费，我们现在收税的交通、工商、质监等等，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府部门不收税，估计除了政府的研究室不收税，剩下的都可以。老百姓为什么反感改革？该好好想想，究竟是谁把改革给弄臭了？有些改革算不算改革？譬如说像“债转股”一类的改革只能算“假改革”、“逆向改革”。再比如，地方基层改革，一些有权的干部变着法子提高自己收入，灰色收入合法化，潜规则纷纷浮出水面。一个车改，补贴打到工资里，月收入翻倍，再一个招待费改革，月收入又增加一倍，还有，只要你在位不贪污，或者说只要不犯事，不被抓住，退休时还有一大笔廉正补贴。当初，这些改革都打着节约经费的幌子，但改革实施后，财政反而不堪重负。在财政比较富裕的苏南一些县级市，仅一个车改，财政都无法支撑了。这样的改革是借改革寻租，走到了改革的反面，是灰色改革，扭曲的改革。还有一个例子。现在一些基层政府对企业的审批更多了，收费更狠了。为什么？个别基层官员说，原来都是公有制企业，政府有义务提供服务，但现在改制了，都成了私有企业。我们凭什么？
改革什么？是继续改革群众的利益吗？这样的改革必须废止！改革，改来改去最需要改的是改政府，改官员。海南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曾做了一个专家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当前影响改革推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绝大多数回答“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谁是这些年改革最大的即得利益者？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另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是：党政干部。其中透露的信息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我们的政府昂贵、低效、权力大、不透明，但你要它自己改，动力是不够的，而且可能走歪。部门改革真的到位，部门特权就没有了，甚至部门本身都将不存在了。这相当于改革者要自己掐死自己，这怎么可能？事实上，权力很大的部门从来都是借机寻求部门利益最大化。譬如，宏观调控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但是宏观调控到不同部门手中就会变成不同部门巩固自己的利益的机会。所以，中央决策不过是部门决策要考虑的一个变量，而在这个变量的约束下，部门官员要追求的一定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中美财政支出比较中发现，中国财政支出项目最容易膨胀的项目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中国占财政总支出将近50%，美国占17%，而最不容易膨胀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只占25%，恰恰相反，美国最容易膨胀是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一块，占75%，因为选举压力大。我们曾经看到过所谓“基金黑幕”，其实还可能有“财政转移支付黑幕”以及其他更多黑幕。“财政转移支付黑幕”在国家审计署李金华手里，已经露出一角。94年财税改革后，中央政府越来越有钱，部门权力随之越来越大。中央随便一个项目都是几百万，有些地方派出一个副县长、或者副市长、副书记住在北京，最后无非就是为了拿到那一个个项目。算一算，全国一共有两千六百多个县，每个县都有“驻京办”，而且装修得非常好。除地方外，大学、工厂、地市及省里的多个部门也都有“驻京办”，而且一家比一家豪华。钱从那里来，向那里去，查一查一定有许多故事。所以，改革的对象不应该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官员！
怎样改革？回顾中国25年的改革，“内部人主导的改革”在中国成为主流，改革的成果分配不均，中国社会加速两极分化趋势，改革的合法性资源伴随国有资产的流失一同快快流失。“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各个部门纷纷立法保护自己的权力就是典型的“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丑恶过程，成为“掠夺式改革”和“瓜分式改革”一种主要方式。所以要尽快的叫停“内部人改革”，转向有广泛民众参与、有广泛民众利益表达的改革，后者可以称之为“社会参与型改革”，就是老百姓参与到改革的设计过程中来，让他们说话，让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由于社会公众的参与，相比于以前效率导向的改革，这也将是一种公平导向的“和谐改革”！现在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共同参与，尤其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媒体的发展，公众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对改革起到参与、矫正的作用，“郎顾之争”，把以前在“折子”里议论的问题摊到了桌面上。这是新的社会改革时代的一个常态。邓小平同志1984年提出的改革至少要进行50年这个是一个说法。小平的这句话现在应予以重申。改革以50年为界，现在可说进入到了改革的中间阶段，也是最难的“攻坚”阶段。改革方式要从“内部人主导型”转向“社会参与型”，以及由单项改革突破转向配套改革，由效率取向转向公平取向、和谐取向，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