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真是很惭愧，一不小心混入了时评人的行列。早在前几年，时评刚刚从中青报露出点头脸的时候，我便欢呼起来：媒体竞争进入观点时代。也怪自己太懒，没有耐心做样板文章，让有心人将“观点”顺手拿去，在<新闻记者>上像模像样地一二三四五，不禁莞尔：再也没有让你的“观点”被别人承认，且以直接借鉴的方式承认更开心的事了。
随之，阴差阳错，从一个研究新闻的，到为媒体打理时评了，可见时评勃兴力量之迅猛，简直是潮流起处，难以自己呀。眼见得一个个以时评冠之的版面拔地而起，一拨拨时评人鱼贯而来。大报小报纷纷树起时评大旗，期刊杂志没有时评简直就是不上档次。网站专门开辟时评(观点)频道，时评立马成了绩优股。一些学者本不以为然的，也互相奔走相知：这个阵子我们让占领，让阿猫阿狗们占领，岂非是天理难容？杂文高手们，也在日惭萎缩的阵地面前荷戟彷徨稍许，掉头杀入时评的阵中。抬头见时评阵前竖着一块牌子“理性、建设性”，杂文家们赶紧扔掉手中的投枪和匕首，以深思状闪将进来，一个起伏，便成时评高手。可怜那些文学副刊、杂文园地，门前冷落，只见时评阵前人声鼎沸。
时评的兴起自然有时代的原因。在重大的新闻事件上，都有时评人的声音。无论是夫妻看黄蝶事件，还是刘晓庆事件，无论是孙志刚事件，还是对两会的评论，等等。时评甚至改变了社论和社评的八股之风，吹入一股清新之气。评论渐有人味，评论也渐有人气了。这不能不说是时评的功劳。一批网络写手将多思和勤奋有意识的物化，时评的锐气也日渐坚硬起来。但时评也是最脆弱最不成熟的文体，它受调控的力度最大。文体的不成熟，导致创新意识不强，新八股随之渐渐成形。因此，随之而来的垃圾化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一些如我辈的时评人整天鼓着个鱼目，看潮涨潮落，花开花败。涨，为什么涨，一二三，落，有落的道理，四五六。大到贪官落马，小到学生放屁，尽入时评人的法眼。至于什么与性、色有关的，那是非评不可的，实在没有什么可评的时候，就评评时评卖钱。一些商业网站有意识地将时评通俗到庸俗的时候，一些时评人便被引导得显出了原形。在原来的搜狐视线因火力太猛而夭折之后，时评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了。加上跟风者众，时评这个平民化的文体便成为人尽“赋”的玩物。最“可恶”那个南方都市报，不仅变本加厉，由一个版变成了两个版，推波助澜，还将稿费开到千字300-500，扰乱了时评市场。时评市场的开放，导致了鱼龙混杂，于是流言四起：骂一稿多投的，说编辑交换版面的，说某某浪得虚名的，驾秧子抬轿子排座次的，一片乌烟獐气。时评渐渐地从绩优股沦落为垃圾股。一些文章不疼不痒，欲赋新诗强作愁。一些版面状如鸡肋，不知何去何从。
于是时评家们就开始臭了。举一个例子，乔新生教授写了不少好时评，应该也可以名之为时评家，如果时评家比教授更值钱的话。但因为乔教授是名教授，所以并不把时评家当回事，在“假如特纳先生到中国”这篇时评里(时评的界定可以探讨)，乔教授举得若轻地将时评家的斯文一把抓下：“特纳先生的生意还没有开张，就会被中国的评论家们搞得头晕脑胀。中国古语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连特纳先生都不能解释清楚野牛与家庭饲养牛的区别，那么，生意怎么能够开张呢？”“如果特纳先生来到中国，即使不被中国的制度憋死，也会被评论家们气死。在中国，一些人从来都不习惯按照规则办事，可这几年，一些时评家们又特别喜欢在规则上做文章。特纳先生生活在美国，这是他的幸运。”，乔教授的意思是说，特纳所生活的美国没有时评家们肆虐，所以是他的幸运。时评家之臭可想而知了。
时评家是怎么臭起来的，值得反思。时评的红旗还能打多久，这是值得关心的另一个话题。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时评人活跃的时代，我们生活的中国是时评泛滥的中国，因此，中国人的不幸是可想而知的。而让人悲痛欲绝的是，我竟还是一个时评人，惭何如哉!
我不是乔教授，也没有达到时评家的水平，所以不敢如此刻薄时评家。并且时评还是我改善伙食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还得顶着臭名干革命。因此，我只好求求我们的老总编辑们，做不了就别做了，不敢做就放弃吧，别尽弄些个鸡生蛋蛋变鸡、屁里乾坤大、色里文章长的货色来作践时评和时评人。如果这种风气不改的话，你如果看我一把年纪尊称我为时评家，我可不客气了，仿小资脾气：你才是时评家，你们全家都是时评家!
如果你竟敢称乔教授为时评家，小心人家不扇你耳光才怪。不信，你试试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