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落实扶贫政策最重要的社会环境是什么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扶贫开发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王在安 2008-12-08）
首先，我要感谢谭司长，由于我下午四点多还有个急事，主持人谭司长将我的发言提到了前面。
其次，我要作一点说明，刚才谭司长对我的介绍有一点误差。他说到我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这是不准确的。实际情况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只是作为客座研究员被国研中心的前身——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聘请，参加国家能源价格和能源发展政策课题研究两三年，课题研究结束后，我就回河南了。
各位朋友：
这次《中国扶贫开发高层论坛》邀请函中说，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是：“确保落实扶贫政策的社会大环境”。 我觉得“确保落实扶贫政策的社会大环境”这个议题非常好！因为它抓住了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关键和要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扶贫政策的社会大环境”就是国家的制度环境，而“确保落实扶贫政策的社会大环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我国的社会体制改革。
在中国的文字中，“贫穷”与“贫困”，在“穷”的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贫穷”主要是指金钱和物质上的短缺匮乏。而“贫困”的涵义则是不仅自己短缺匮乏，而且还要被迫付出或缴纳。落实扶贫开发政策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而不是一般人们所说的“贫穷”问题。
比如，1968年我作为知青代表去大寨学习住过几天，大寨当时也是相当贫穷的，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不过几毛钱。但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当时贫穷的大寨人并不感到贫困，而是非常自豪、充满自信。
这是为什么呢？第一，分配上是“人六劳四”的大锅饭，即使是缺少劳动力的社员家庭，也会感到生活是有保障的；第二，住房窑洞是大队统一修建和分配的；第三，看病有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花钱不多；第四，孩子免费上学，没有缴学费的压力；第五，那时国家只是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公余粮收购制拿走了农民的利益。由于国家没有向农民个人或家庭直接征收任何税费，农民个人和家庭再贫穷，也没有感受到来自官方和社会的直接经济负担和压力。
贫困就不一样了。贫困不是一般的贫穷，而是不仅自身短缺匮乏，还要被迫付出，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贫穷，是一种走投无路的贫穷，是一种令人感到无助和绝望的贫穷。
比如，从绝对收入上来说，从食物衣着来看，现在的贫困人口和家庭，比40年前的大寨农民要好得多，他们的择业、创业和挣钱的机会与条件，更是比40年前的大寨农民好到天上去了。但是，他们却真实地处于贫困之中，许多人买不起房子，住房坏了修不起，看不起病，没有钱给孩子缴高昂的学费，面对方方面面的各种收费，真是感到无助、感到走投无路、感到绝望。
我认为，在我国现阶段，贫困人群和家庭具有以下特征：
(1)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家庭、生活在本来就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边远山区或贫瘠地区的人群，以及长期失业的城市贫民。
(2) 没有获得基本社会保障的人口和家庭，包括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教育保障等等。
(3) 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人和家庭。
(4)有严重疾病和长期生病人口的家庭。
(5)社会组织程度最低、政治地位最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话语权最小、基本没有政治决策参与权利的人口群体。
一般来说，处于绝望中的贫困人口，通常都同时具备以上五个条件，或者同时具备其中三个以上条件。
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两个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贫困人口和家庭。比如，一个国家党政官员患了长期不能治愈的重病，可能导致经济困难，但这最多只能算是贫穷，绝对不能算是贫困。又比如，一个失地农民，如果创业成功或在城市打工，有了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也不能算是贫困人口。
我认为，导致我国贫困人口和家庭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社会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
从上述贫困人口和家庭必然具备的五个特征来看，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的主体，是失地的、生活在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的、失去劳动能力或患有严重疾病的、没有获得各种社会保障的权利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话语权最小，基本没有政治决策参与权利的农村人口和家庭。
为什么现阶段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是具备上述特征的农村人口和家庭，而不是公务员、不是其它社会阶层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具备上述特征的农民成为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也就是说，国家管理体制上和基本制度上的重大缺陷是造成贫困人口和家庭的主要根源。
具体表现例举如下：
一、国家土地制度的缺陷是导致产生贫困人口的重要根源之一。
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本应是属于农民的。当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升值后，土地升值的主要利益天经地义应当归农民所有。
但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是，国家可以用极低的价格强制性地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土地升值的巨大利益则被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工商企业主瓜分。从上海的陈良宇到郑州的周建秋，许多腐败官员也都可以参与瓜分土地升值的巨大利益。比如，陈良宇和原郑州市副市长周建秋就将土地低价批租给自己亲属开办的公司，然后由自己亲属的公司加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得了暴利。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低价从农民手中拿走了几亿亩的土地，政府财政发了财，房地产开发商发了财，工商企业发了财，某些腐败官员发了财，唯独农民失地受了穷，在失地农民中产生了一大批贫困人口和家庭！
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是导致产生贫困人口的重要根源之一。
国家的基本社会保障包括失业救济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教育保障等保障制度。按照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和义务，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应当首先满足对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基本保障，然后再逐渐覆盖官员、富人和全社会。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与国家公务员等社会阶层相比，工人、农民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作为宪法上定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理应首先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提供社会保障。
其次，我国的现状是：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农民，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国家公务员等社会阶层，而且受到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影响，天灾风险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市场波动风险可能导致血本无归，他们的收入极不稳定，风险极大，他们是最急需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人口群体。而相对来说，收入较高、收入较为稳定的公务员等社会阶层，其社会保障的安排理应放在农民之后。
但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是：第一，首先保障作为食税人的政府官员，而不是首先保障创造财富的纳税人；第二，首先保障收入高而且非常稳定的公务员、准公务员、国家垄断企业就业人员，其次是一般城市居民，而那些最需要社会保障的农民，理应最先得到社会保障的农民，至今绝大部分人还被排斥在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不能不说是造成我们国家贫困人口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那种认为国家没有能力为贫困人口建立基本社会保障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错在哪里呢？
第一，在建立社会保障的顺序上，理应贫困人口优先，理应创造财富的人群优先，理应纳税人优先；既然有钱为食税人和收入高、收入稳定的社会阶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更应当有钱为贫困人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远高于GDP的增长，远高于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有钱公款吃喝，有钱公车私用，有钱出国公干，有钱给财政供养人员大幅度增加工资，有钱扩大公务员队伍，怎么会没有钱给贫困人口建立社会保障呢？
国家至今没有建立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只能说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出了问题，存在着重大缺陷。而这种缺陷，正是导致我国产生贫困人口和家庭的重要根源之一。
三、户籍制度的重大缺陷是导致贫困人口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以歧视和剥夺以农民为主体的贫困人口为特征的社会管理制度，是制造增加贫困人口数量、加剧贫困家庭贫困程度的不良制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事实。比方说，现行的土地经营模式是“小块土地，平均分割、垄断经营”，在这种农地生产模式下，生产力极为低下，必然要造成大多数农民破产，即在现有的小块耕地上，根本不可能解决生存问题。于是为了生存，农民只能被迫离乡背井，妻离子散，进城打工。
所谓农民工现象，其本质不过是失地农民或农民破产而求生的一种现象和必然选择。
但是，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进城就业打工的农民，虽然为所在城市创造了GDP和大量的税收，但在享受子女入学、医疗、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却与城市户籍居民有着天壤之别。“农民工”进城找个卖力流汗的工作，还得花钱办个"暂住证"。前几年，被查到没带"暂住证"的，还要被抓被关，大学本科毕业的孙志刚甚至还为此送了命。现在虽然一些地方名义上取消“暂住证”，代之以“居住证”，但几乎又是换汤不换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就更享受不到政治上的选举权、被选举权、重要的政治决策参与权了。
我认识的一个农民工家庭，因为家里耕地太少，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夫妻二人已经来郑州打工多年，为郑州市创造了GDP和税收。但是他们的孩子在郑州上初中时，要比城市户口的孩子多缴8000元的择校费；同样的分数考上高中，要比城市户口的孩子多缴2万元学费，扣除正常学费后净多缴18000元。初中加高中，就要多缴２万６千块钱。假定全国有2000万个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初中和高中，我们贫穷的农民工就要为此多支付5200多亿元。
这5200亿元相当于国家年度扶贫开发资金的多少倍啊！
这5200亿元又会产生多少贫困人口、制造出多少个贫困家庭啊！
所以，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产生的主要根源，一定是制度缺陷！一定是国家的管理制度出了问题！
我认为，政策扶贫是毛，体制扶贫是本；只有深化体制改革，通过体制创新消除产生贫困的制度性根源，才能真正落实扶贫政策，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与制造和产生贫困人口的制度缺陷相比，我们的扶贫政策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制造并产生贫困人口的制度缺陷是那样的强大，它每日每时地在通过征用农民的土地和各种不平等的教育收费、医疗收费、行政收费，掠夺着贫穷的农民和农民工，使得我们对贫困人口的各种扶贫政策和资金，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
打个比方，贫困人口就象韭菜，扶贫政策就象是在割韭菜，国家制度的缺陷就像是在给韭菜施肥浇水。制造贫困人口的强大的制度缺陷，与消除贫困的虚弱扶贫政策，构成了一对非常现实和尖锐的矛盾！
消除贫困人口的主要办法，决不是在保持现有国家制度缺陷的基础上，去强化扶贫政策的力度，而只能是在消除现有制度缺陷的前提下，强化和落实各项扶贫政策。
“制度是皮，政策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为了落实各项扶贫政策，尽快在中国大地上消灭贫困，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对社会体制的改革，其中不仅包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包括尽快启动实质性的社会体制改革。
为此，我呼吁：
第一，尽快启动实质性的土地制度改革，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真正使土地成为农民所拥有的资本，真正使土地资本增值的利益归农民所有！
第二，尽快实施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建立覆盖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统一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将农民和贫困人口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状况！
第三，尽快实行革命性的户籍改革，真正实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的迁徙自由，从根本上废除一切强加在户籍上的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政治歧视，从根本上废除一切强加在户籍上的、对农民和“农民工”在经济上的歧视性收费和掠夺！
第四，在此基础上，大幅度增加国家扶贫资金的规模，强化现有各项开发性扶贫政策的力度！
完了。谢谢大家！
（热烈掌声。现场有人高声问：这个发言能不能送给中央高层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