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倘若以１９９４年为限，三九的发展正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的创业与后十年的并购，而在２００４年崩溃之时，正是三九集团“并购十周年”。
在回顾三九集团“十年创业、十年并购”的兴衰过程中，记者脑海里闪现过一系列经历相似的企业名称——长虹、ＴＣＬ、健力宝……
它们同样诞生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同样经历了辉煌的创业阶段，并不约而同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了多元化扩张。虽然随后这些企业的命运各异，但一大批国企近乎相同的发展轨迹，不禁让人揣测，它们可能都曾面临着某种共同的外部因素，从而才会做出如此类似的选择。
在翻阅吴敬琏教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国企改革的段落时，记者意外地遇到了两个在今天已经显得陌生的概念：“拨改贷”和“利改税”。
前者是指国家财政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停止向国有企业拨款，改为以银行贷款的方式注入资金；后者则指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除按统一税率上缴企业所得税外，不再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
今天从产权角度来看，这两者都模糊了市场规则下“股东”与“所有者”的界限：由于不再接受财政注资，国有企业此后需负责的实际上是银行这个“债主”，同时由于利润变成了税赋，国有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市场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由于这种角色的模糊，使得企业在追求规模扩张而非效益提高上获得了某种扭曲的“激励机制”：规模扩大有利税收提高，地方政府是实际受益者；而效益提高带来的“股东价值”，由于国资所有者的虚化，而被搁置一旁。
与此同时，身为“债主”的银行，同样由于“产权缺位”而追逐着更大的存贷规模，从本质上失去了对企业贷款的风险控制愿望，最终变成“不良资产大本营”。
华润所提倡的“新国企”模式，实际上是在国际资本市场约束下，国资管理者回归“股东”的角色，从而恢复企业追求效益的激励机制。
从这个意义而言，华润的成功和三九的失败，不仅仅是战略决策或管理模式的不同，更是不同市场机制的约束所致。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约束机制正在发生变化：从银行体系引入外资股东的改革，到国资委向央企收取利润的措施，再到近期企业税的降低，我们看到国有资产管理者正在努力实现从界定模糊的“所有者”，到责权清晰的“股东”角色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