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1年11月，顾雏军收购科龙20％的法人股，入主科龙，从此成为媒体热点人物。
不到4年时间，顾雏军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攻城掠地，出事前，已经形成了包括科龙、美菱、襄樊轴承、亚星客车等5家上市公司在内的所谓“格林柯尔系”。
随着证监会结束对顾雏军的调查，并把案件移交公安机关，顾雏军事件已经基本定性，即：“挪用上市公司资金”。
尚未得到证监会批准的襄樊轴承、亚星客车并购计划必然流产不说，美菱也发布董事会公告，要请顾雏军出局。尚在建构中的“格林柯尔系”帝国，事实上已经分崩离析。
而在顾雏军制冷帝国梦、并购梦、格林柯尔系帝国梦缘起的地方顺德，科龙的大面积停产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已经造成了伤害，这使得顾雏军失去了来自顺德区政府的支持。对科龙的命运，顺德地方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管。
顾雏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原因何在呢？
磨盘理论
对企业经营，我有一个磨盘理论。做企业就像推磨，初试启动最耗费气力。只要磨盘一直在转，推起来就比较轻松。做老板的，要为磨盘不停转动而维持动力，注入原料（谷物）。一旦磨盘停转，再启动就非常困难。磨盘越大，再启动的难度就越大。
今年春季，国内多家媒体爆料，科龙大面积停产，经销商在科龙提不到货。在报纸上看到这类消息，就意味着科龙现金流枯竭，资金链紧绷，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了。
中国家电行业，年销售额100亿的企业，负债20亿，是完全可以正常运转的。它可以采用借贷还贷，预收经销商“打款”，延迟支付供应商货款等等手法，来保证现金流不至于枯竭，使得企业的磨盘不至于停转。当然，这需要老板要有高超的平衡技巧与驾驭能力。
而一旦磨盘停转，不利消息到处流传，接下来的必然是：银行停止贷款并逼迫还贷；经销商不肯预先打款；供货商不肯赊货，上门追债。而一旦供应商们“聚众”诉讼，没有几十亿增量资金投进去，企业的磨盘就无法转动起来。当其时，企业到哪里去找数十亿资金来救命呢？
当年爱多胡志标就是被聚众追债的供货商逼上死路的。
顾雏军比胡志标幸运，他是香港上市公司格林柯尔的大股东，可以通过减持自己名下的格林柯尔股票，获得现金。问题是几亿港元现金，要用来维持磨盘运转是足足有余的，但要重启磨盘，则远远不能填补已往的窟窿。
顾雏军的并购，其实用不了多少钱。我在IBM做的讲座《以案说法谈中国企业》中，就谈到过顾雏军的并购：收购目标是上市公司；目标公司的股本结构比较多元；花3亿左右，收购20％左右的法人股；不求做控股股东，但是一定是最大股东；然后是一定要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获得公司的控制权。顾雏军总是以较小的收购成本，运作数十倍于此的资产。
但是，获得控制权的收购成本虽低，但运作成本却是高昂的。什么叫“国退民进”，那意思是说，政府从此不再为企业背包袱。在银企关系中，有没有政府居间平衡，是大不一样的。
从顾雏军的收购目标来看，顾是期望通过收购一系列上市公司，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与再融资渠道，建构起一个资本王国。但是，收购容易，运作难。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之后，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相互担保、资金挪用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了。顾雏军面对的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当科龙磨盘运转出现停顿后，整个格林柯尔系的危机的爆发，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企业家本份
中国企业家普遍具有泛政治化倾向，不少企业家有“红太阳情结”或“救星情结”。早期的牟其中自不待言，此人阳谋阴谋，连举手投足间，全部都是刻意仿效毛泽东。本人曾亲耳聆听过多位企业家自豪地称自己养活了多少人。顾雏军手下的得力干将严友松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就在对郎咸平作人生攻击之后，自诩科龙直接养活多少人、间接养活多少人。
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值得褒扬的。但是以此为本钱飞扬跋扈，践踏规则，却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企业家本份”，意图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什么是企业家该做的，什么是企业家不该做的。
国内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叫“商而优则仕”。企业搞好了，提拔去当官，或者给个人大、政协的官衔。现在又出现了企业家兼职当市委常委、副市长，从人大政协的虚衔演变到了权力机关的实职。
这种做法，会诱导、促使企业家家去追求政治特权。
官、商身份上的一体化，虽然短期内能为企业提供保护，免去来自职能部门的干扰与合法伤害，但是，从长远看，却使企业家远离其本份。在我看来，企业家就是商人，按商业规则行事，而非按政治规则行事。从商、从政，两套规则体系是完全不同的。
顾雏军有两场著名的官司：一是状告瑞银华宝的张化桥，二是对郎咸平的诉讼。这两场官司，特别是对郎的诉讼，让顾雏军彻底失掉了公众同情心。
媒体的负面报道，对企业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张化桥对格林柯尔的分析文章，导致了一场质疑顾雏军是否虚构业绩的大战，在这场争论中，格林柯尔股票市值蒸发了10多亿港元。恼羞成怒的顾雏军旋即把张化桥告上法庭。从此，顾雏军一有对己不利的评论，立即出动律师。
顾雏军频繁发起诉讼，这行为本身并没错。但用打官司，甚至人身威胁，来堵塞评论，却是大违企业家本份。
企业是营利组织，但始终具有社会性。企业的产品在社会上销售，产品的质量、价格、安全性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或该产品潜在购买者的利益。尤其是上市公司，股票在社会上流通，公司的经营状况更是关乎股民、投资人的钱袋。所以，企业没有也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政治特权。上市公司，本质上叫“社会公众公司”，这是全世界都确认的基本规则，即使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从来没有公开否决过这一条。
我经历过的两件事，都说明，顾雏军在追求不受批评的政治特权方面走得有多远。
2001年11月，我应广州一财经媒体之约，写了一篇《审视格林柯尔－科龙并购案》，文章经过所有程序，将要出报之际，给临时拦了下来，原因是该报总编接到省委宣传部的指令，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一律不准见报。
该文后来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国研网、北京《华夏时报》发了，《中国商报》也从国研网上转载了该文。搞笑的是，北京格林柯尔一位总裁高级助理，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的文章非常客观、公正。
当时，顾雏军的财富故事正遭受空前猛烈的质疑，顾氏制冷剂的功效、格林柯尔的业绩虚构等等，全部被翻了出来。
我的看法是，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涉嫌商业欺诈是一回事，而格林柯尔收购科龙股权是否合法是另一回事。特别是有媒体指称格林柯尔收购科龙涉嫌“空手套白狼”、“国有资产流失”，更是牛头不对马嘴。顾雏军收购科龙确实是出钱了，钱的来源是通过出售其名下的格林柯尔股票，这可以证明收购行为不是空手套白狼。而国有资产流失说，更是无稽之谈。科龙是乡镇企业，怎么说也跟国资扯不上关系。
在我看来，顾雏军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批评要有点专业精神。打个比方：你不能因为某人涉嫌抢劫，而指控他根本没有做过的强奸罪。
2003年7月，北京一家产经杂志邀我评论顾雏军的系列并购。我撰文《顾雏军 产业实干家还是资本玩家？》，对顾雏军的财务技巧和并购手段作了一些分析。文章尚未刊出，就被顾的律师找上门，以打官司为要挟，要求撤下文章。
连续两次遭遇顾雏军的封杀，使我对顾氏原有的同情心变成了憎恶感。也使我看到了他的可能结局。
顾雏军离开其企业家应坚守的本份太远，太远了。
顾雏军跌倒在哪里？
郎顾之争，是顾雏军的滑铁卢。
张化桥可能嫌口水战、打官司之类琐事太烦。而有心要做财经界谢霆锋的郎咸平，却是见猎心喜。
郎咸平并非仅仅针对顾雏军发难。在郎咸平的国资流失名单中，有海尔张瑞敏、TCL李东生等等，但张、李等都只是作了一些非常低调的回应。顾雏军的暴跳如雷正好是郎咸平最最希望得到的反应。
来自顾雏军方面的律师函和媒体访谈内容中，充诉着对郎的人身威胁和人身攻击。这是顾在接下郎的试应手后输的第一招。
在郎顾之争中，顾方的情绪性反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这场争论参战者越来越多，逐渐演变成一场全社会的大争论。这场争论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互联网民意调查中，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二是国资委对大型国企的MBO刹车。
这场大论战中，除了少数几个屁股高于脑袋的学者外，从民间到管理层，普遍反感顾的张扬跋扈、过激反应。而最有可能同情顾的企业家阶层，也在怪罪顾，这场争论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许多牵涉国资的并购与MBO被中止了。
郎咸平的支持率如此之高，实质上是折射出了一种转型社会中的民间情绪。这种情绪是对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越来越高、马太效应越来越显著现象不满的，可遇不可求的宣泄。
而顾是引发这种民间不和谐情绪汹涌的肇事者，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这才是顾雏军现在这个结局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