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纵观国内外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主要有资源因素、科技因素、制度因素，而这些因素一般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有主有辅地综合性推动。
一、区位因素
经济地理上的特定位置即区位，作为一种有形的发展要素，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区位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杜能的农业区位论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1783-1850)认为，在距离市场远近不同的土地上，经营农作物的种类与集约化程度不能强求一律，不能笼统地认为农业经营集约化程度越高，农业收益就越大。因此他根据在德国北部麦克伦堡平原长期经营农场的经验，于1926年出版了《孤立国对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一书，提出了第一个实践性较强的区位理论----孤立国理论，该理论模式的中心思想是：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土地经营集约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土地的天然特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其经济状况，其中特别取决于它到农产品消费地（市场）的距离。
为了证明这一思想，杜能在提出八大假设条件的基础上，采取抽象方法构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国，分析了在狐立国内如何布局农业才能从每一单位面积土地上获得最大利润问题。他认为，利润(P)是由农业生产成本(E)、农产品市场价格(V)和把农产品从产地运到市场的运费(T) 等三个因素决定的。用公式来表示：
P = V - ( E + T )
２．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Weber）在1909年和1914年先后出版了两本关于工业区位理论的专著，着重从运输成本、工资成本和聚集因素等几方面，分析了工业区位选择的基本原则，探讨了工业区位移动的规律。
为了寻找生产成本费用最小的地点，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韦伯首先引入了“区位因素”这一概念，认为区位因素是指在特定地点进行一种经济活动比其他地区进行同种活动可能获得更大利益的因素。并且在五大假设的前提下，重点研究了运费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寻求运费最低点。
３．舒尔兹的区位理论
现代农业发展的区位理论是由舒尔兹在1953年阐明的。⑴经济发展发生在特定的区位中心；⑵区位中心在构成上主要是工业城市；⑶现有的经济组织在或接近经济发展的特殊中心运行得最好，它也在那些位于城市中心周围的有利农业地区运行得最好。这也就是他的城市工业影响假说，即城市工业增长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传导。但是，我们在分析区位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区位交换作为经济地理的概念，可以由于它的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航线的开通，铁路的修筑，高速公路的通车，附近重大矿产的开采等，其区位优势便会增长，反之，由于河流与交通干线的改道，矿山的封闭，区位优势又会降低。
二、资源因素
资源是指可以直接或间接成为财富之源的要素，这类要素属于基础性要素，在相同的制度前提下，资源要素的越富有，发展就可能越顺利。如果资源要素贫乏，发展就可能要困难些。
1．自然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如物产、矿产、能源、水文、土地、气候等都十分丰富，这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资源基础。其中，物产、矿产、能源是属可交换资源，水文、土地、气候为不可交换资源。作为可交换资源，如果某些地区十分贫乏，还是可以利用其他方面的资源优势从别的国家或地区获得。如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上述资源几乎等于空白，但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他们的资本、区位和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交换从国外源源不断获得。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日益深化、高速公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种可交换资源，并不会成为发展的限制性要素。而后三者作为不可交换资源，对农村发展有极大的制约性，特别是农业生产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特别大。
2．资金投入
20世纪世界农业生产经历了从主要由耕地扩张带来的增长时代到农业靠耕种的频率和强度提高的时代的转变，这主要是受到土地、劳动、资本的增加的限制，因此以资源开发模型的农村发展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为了维持农村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增长，有必要从资源开发转变到：⑴ 资源保持型或增进型技术（如作物轮作和施肥）的开发；⑵ 用化肥这样的现代工业品代替自然土壤肥力；⑶ 化肥反应性的现代作物品种的开发。为了获得这些增长的源泉，国家或社会必须对土地和水利基础设施、农用现代工业产品生产所需的工业能力等以及开发和推广新技术所需的人力资本和科学研究进行投资。因此，在农业生产进入依靠资本和技术投入非常大的阶段，资金投入对农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3．人力资源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兹提出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他认为贫穷经济中增长缓慢的经济基础一般并不在于配置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方式的低效率，也不能用对这类传统要素的储蓄和投资率低于最优水平来解释。因为在正常的偏好和动机为既定的条件下，实际收益率总是太低，不能保证有追加的储蓄和投资。在这些条件下，迅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在于提倡勤奋和节约，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使用某些现代生产要素。现代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土地、一切再生产性的物质生产资料等物质形式的资本及其所包含的有用知识，还包括所有的人力及人所具有的知识，即作为劳动能力的一部分的技能和有用知识。概括地说也就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现代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目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对现代要素的供给者的科研投资，二是农民本身投资，即对现代要素的需求者的教育投资，这比前者更为重要，这种投资下所带的人才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舒尔兹反对通行的传统农业中的“零值劳动力”说法，认为，贫穷社会中农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二是没有新要素加入的传统社会，资本和劳动的配置都是合理的，在没有其他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较大部分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一般会随之减少。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是最近的发展，仅仅在现代生产要素加入传统农业之中，替代了土地和劳动，才真正产生了农业劳动力的过剩，才真正需要转移出去。所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不是先让“零值”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是先有新要素进入传统农业，使农业生产率上升，农业劳动力才转移出去。这也意味着工农业的并行发展，而不是抑农保工。
三、科学技术因素
科技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如果说资源性要素在工业化发展时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科技要素在知识经济时期有决定性的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科技进步是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首先，科技进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如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农民的体力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次，科技进步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如我国科技人员培育出的5000多个农作物优良品种，使我国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换了4-5次，良种覆盖率已由1949年的0.06%上升到现在的80%以上；每次良种的更换都使作物单产提高10%以上。作物栽培、施肥、灌溉等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促进了农作物增长，农作物病虫防治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大大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损失。最后，科技进步还促进了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间套复种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大大提高了复种指数和土地利用率。低产土壤的改良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使大面积的盐碱地、红黄壤等得到改造。从我国“一五”时期到“九五”时期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析，科技进步贡献率呈逐渐不断上升的趋势，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已主要靠要科学技术进步来推动，农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的作用在减小。
四、制度因素
制度是一个社会规则或组织规则，一般决定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条件，因而在相当长期中是稳定的。过去曾经有效地引起增长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维持现状，可能逐渐地把他们的努力主要引导到保护某些成员的既得利益，从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经济增长引起的制度约束中产生的资源配置日益扩大的不均衡，为政治企业家或领导人创造了组织集体行动以促使制度变革的机会。由于技术变革引起的经济关系的不均衡是导致制度变革的主要源泉。例如，化肥生产的技术变革导致了化肥价格的绝对或相对下降，这种下降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但是传统粮食品种的特点是，对更高的化肥水平只有有限的单产反应。这种不均衡在德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引起了国家和地区农业研究机构的扩张，这些机构把开发能够对更高化肥水平有更大反应的作物品种作为主要目标。类似的变化已导致了国家农业研究机构的加强和热带地区国际、农业研究机构网络的建立，因此，作为农业产出增长主要源泉的公共研究机构在政治市场上获得它们的资源，并通过政府分配这些资源。而从制度变革供给来说，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或平衡。如果权力平衡，就是政治企业家引入一个高社会收益率的制度创新能充分地赢得更大的威望和更强的政治支持，那么一个社会满意的制度创新就可能出现。另外，文化禀赋对制度创新的供给具有强烈的影响。它们使一些制度变革形式的建立成本更小，而使另一些制度变革的付出很大的成本。例如，日本乡村社会在维护公有基础设施中进行合作的传统道德责任使它们能比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以更小的成本实行乡村计划。纵观我国农村发展过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加快了农村发展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