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电视走向一个全新的大娱乐传播时代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也每每追想在二十年前，中国的电视人以及学者们还在努力建设广播电视艺术学时，对中国电视所可能生产的、对观众有所启迪和熏陶的视听艺术与文化的创新，充满了信心与想象。中国电视的综艺节目生产与泛娱乐的发展见证了那一个理想年代的终结。 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诘难电视。当我们尝试用大娱乐来检视中国电视的市场化、国际化的转型时，我们是能观察到，大娱乐意味着娱乐传播（Entertainment Communication）新语态的出现，它是好莱坞、宝莱坞、荷兰电视都曾经验证为市场不二法门的一种成功语态；它也被霍克海默、阿多诺、约翰费斯克、罗兰巴特、波兹曼纷纷批评过的一种文化产业生态。 一个新时代的产生总带有社会与文化的阵痛和迷惘，更何况当新世纪向我们彰显了它强大的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和新媒体技术摧毁一切的勇气之时，泛娱乐也是一种电视的文化挣扎和产业试验。中国电视的大娱乐传播时代是在中国电视市场化改制的号角声中逐渐形成的，从收视率、频道化、以及制播分离的实验和数据中总结出娱乐化运作的规则和方法；并在电视产业化的理念催生的本土、山寨、原创、版权引进等等策略中崭露头角；最终在卫视、地面频道、网络与移动传播的市场混战下的拼死一搏中明确了自己的精神与主旨。在诸多合力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电视开始形成了一种泛娱乐生产的趋势。 这是一种产业的进步或是一种文化的倒退？我们需要批判它以警醒世人那沦落的文化自觉？还是应该鼓励更为活泼开放的电视娱乐生产？这些问题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能用是或否的答案就可以解决的了。中国电视不仅身处于传统媒体迅速融合新媒体的交叉路口、也在面对着以娱乐工业的运作思维来保护住逐渐消失的观众、还是坚守已经摇摇欲坠的文化理念、主流价值观的两难之中。 在大娱乐环境下，电视的文化突围和主流坚持应该如何作为？ 大娱乐指向的是一种产业规范和主流叙事建构互相补充的娱乐文化生态；美国梦是在好莱坞的轨道与大美国主义的旗帜下才得以传扬世界；但中国梦的娱乐生产轨道尚未建设完成，而中国精神的明确意向也在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发散，这都会影响电视节目生产过程中的主题寻找和频道文化建设。近年来，中国电视上出现了种种以“梦”、“梦想”、“中国梦”为标题的娱乐节目， 比如中央电视台《梦想合唱团》被标榜为大型电视公益活动，是玉兰油在品牌营销方面的一次全新电视化尝试。该节目的主题理念是“选择成就梦想”，以歌唱竞赛的节目样态，通过明星返乡组建平民合唱团参加竞赛为叙事主线，进行公益宣传和倡导；浙江卫视则是直接将英国BBCW频道的王牌综艺《就在今夜》引进改造为《快乐蓝天下·中国梦想秀》，也是宣扬通过明星与民众的表演和互动，以帮助普通人圆梦的、公益电视娱乐秀。 东方卫视是把《美国偶像》引进制作成《中国梦之声》，声明是零门槛参与，无年龄性别限制，唯有梦想才能成功的歌唱竞技类娱乐秀。且不论这些节目主题与制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同质化的问题，不过，对“中国梦”的诠释，这些节目都努力做了尝试。但对“梦想”及“中国梦”的界定是模糊的、不明确的；时而与个人奋斗相关联、时而又指向一种成名的想象；时而意指一种现代社会的文化关怀和多元包容、时而又标识商业文化偶像的生产与消费。当然，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娱乐化消解，电视可以有无尽的创意和建设，但在娱乐叙事和观众读解的过程中，却会直接影响传播效果。这需要在之后的主题设计中，更为明确和直接；《美国偶像》是美国普通青年人明星梦的摇篮。但转移到中国，这一主题需要修正和本地化。 另外，像《年代秀》、《百变大咖秀》等引进节目，确实本土化改造得非常成功、但在搞笑、噱头、模仿、竞技的桥段中，应该勾连和呈现更有深度的文化与社会意义，而不仅仅将节目内容限制在知识怀旧和角色串演的搞笑之中。 另一方面，主流价值观的坚持并不意味着重回教条、僵化的电视说教时代，而是在呼喊主流价值观沦丧的媒介噪音中，电视是否还有坚持自身曾经的文化品格、重拾媒介伦理的考量的勇气；当我们用“中国梦”来总结中国过去百年的挣扎、奋斗、 伟大复兴和自强不息的历程时，电视应该有能力、也应该有想法将这一交织于历史深处和当下社会语境中的理念结构在娱乐秀的现场。
2011年9月中秋，山东卫视以 “情义山东、公平中国”为频道呼号重新建构自身的文化理念，这次努力在辛苦经营两年之后，终于在收视率和频道影响力的调查中被验证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电视文化营销案例。我们是需要反观在“情义”与“公平”这样美好的词汇背后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和自我突围；这已然是迥异于湖南卫视的“快乐中国”、江苏卫视的“幸福中国”、浙江卫视“蓝无界，境自远”等等文化符号中的温情、感觉和意境的表述。“快乐”、“幸福”是日常生活的个人政治。霍克海默曾说，当文化工业（如电视）作出承诺要帮助每一位消费的公众逃出日常的苦役时，我们就应该更为警觉，因为我们逃向的那个快乐的天堂也是苦役，因为我们只知道了娱乐，从此成为——如尼尔波兹曼所言的——娱乐致死的物种。 泛娱乐并不能拯救中国电视，只有坚持文化本性和立场的电视频道与栏目才有可能寻找到娱乐狂欢之后的定位。电视如何来诠释文化中发人深省、给人鼓励、深刻而独立的思考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有没有观众乐于去收看一档以深邃的文化传播为诉求的电视节目？恰如在二十年前，美国电视上初现“读书俱乐部”，世人瞩目，希望这档节目可以带领美国观众重新进入阅读的世界；但正如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读书类节目一样，中国亦如是，惨淡经营。 若让媒介史学家来看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娱乐化的形态，或可能发现四十年前美国电视史的痕迹，或三十年前法德电视的困境；世界电视都曾在市场化、公共文化空间的想象、文化精神的重塑中迷失方向，我们也难责难台湾或香港电视早早走进了这个怪圈，至今尚未脱身；如今大陆电视也在这一波国际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乱花渐欲迷人眼。 事实上，去娱乐已是不可能之事，正如市场化的转轨改制，新媒体的全面融合已呈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唯有在娱乐的海洋里，适应娱乐传播的规律，科学地依循娱乐产业的生产经验，坚持住自己的文化精神，明确频道和栏目自身发展的文化主题词，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品格的救生圈，才有可能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