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消息，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目前已草拟《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并将通过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初得知这一消息，令我心中一怔，毕竟阅读居然也要立法了，这完全违背了我的人生经验，超出了我的认知水平。 古语云：“人生识字忧患始”，就我自己而言，从四五岁开始识字起，阅读于我，即犹如呼吸空气一般，是成长和生活、工作的必需品，是再自然不过且习以为常的事情。阅读实乃所谓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人类行为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个人化的体验和私人的经历，其中的许多心得感受，如果打算与人分享，想十分顺畅并不容易。 尤其是如我这样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读书无禁区”之风的阅读者，一听见阅读立法，直觉反应，首先就疑心这立法是不是要为阅读设限，读书要划禁区了……当然，这样的紧张在仔细阅读了相关报道评论之后，得到了缓解。原来，这项立法动议是一些人多年推动的结果，他们有感于我国人均阅读水平远低于世界先进国家，而美、俄、日、韩等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法案或者条例存在，故而希望通过阅读立法，提高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改善未成年人不容乐观的阅读状况。另外要改善的还包括：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阅读内容良莠不齐，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全民阅读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等等。 还真是“开卷有益”，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我获得了法律新知，懂得了阅读立法属于新兴的法律现象，名曰促进型立法。与传统的管理型法律不同，促进型法律较少甚至不设置法律责任，是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手段。在澄清阅读立法可能导致的误解中，专家如是解说全民阅读立法所具备的双重属性：于社会而言，它是对公共治理目标的梳理、申明，是一个启动某些资源的重新分配的过程；于民众而言，它是一部不具备强制力的倡导性法律，强调坚持“重构公域，不涉私域”的基本原则，并不会直接介入、干涉个体的阅读生活。
至此，如果阅读立法是通过法律手段将部分公共资源注入国民阅读领域，并以此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那起码在原则上并无大问题，大可以打消阅读中缺乏“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顾虑。同时，阅读立法和许多其他立法一样，只要遵循《立法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那就立而不妨。不过，即便满足了以上前提，有关阅读立法依然存在着一些值得探究和讨论的问题。 首先，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有着倡导阅读的传统，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类，这显然属于道德宣教，属于德治范畴，靠的是立德而非立法—从这个意义上看，阅读立法无异于标志着民间阅读主体性的丧失，很难说是一种进步，也就让人高兴不起来。其次，阅读立法，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更像一个给行政赋权的过程：通过立法，要求行政权力在提高国民阅读水平上负有责任，要有所作为。其中可预期的事实包括：动用大量的公共资源，成立促进阅读的行政管理机构，吸纳招募人员，增加公共财政投入。而国民的阅读水平是否能因此而提高，其实既难以量化也不能预期。如此一来，立法的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立法的必要性也随之削弱。特别是在目前不尽如人意的执法环境之下，有沦为政绩和宣传虚招的可能。 特别应该值得重视的是，相关立法信息有国民“阅读内容的良莠不齐，需要积极的引导和扶持”的说法，其中所谓的积极引导和扶持的担子，是否行政部门乃至司法机构所能胜任？具体措施何为？这关系到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想必是立法者们心知肚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