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合作再引关注 长期以来，世界银行在各国扶贫方面留下了诸多印记。 世行贷款项目和工作人员跋山涉水，深入非洲的荒漠、南美的丛林以及东南亚的稻田，希望能够帮助那里的居民在全球化时代改善生活条件。 但在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增长，世行与中国在扶贫方面的项目逐渐缩减。前者在中国的角色逐渐从扶助者向顾问和咨询者转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8月2日，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联合制定改革议程，世界银行整理的改革建议报告是其中一部分。 财政部网站亦发布消息称，今年6月3-4日，中国与世界银行城镇化课题研究调研组，包括财政部及世界银行专家一行9人赴广东省开展城镇化相关问题调研。该项目是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达成的共识。 合作从贷款转向咨询 “这份（改革建议）报告，主要是去年新任行长金墉访华时和李克强总理会面时确定的。”一名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 据新华社报道，去年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就深化中国与世行合作等交换了意见。 会谈中，李克强当时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中国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要保证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要立足自身，不可能靠世界市场解决，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加强环保节能，还要深化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这些都需要国际视野和世界经验，这有助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方愿与世行就城镇化开展联合研究，吸收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参与，做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 对于目前这次合作，世行中国局局长罗兰德(Klaus Rohland)表示，相关探讨仍处于初步阶段，改革建议未获得世界银行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认可。 据时代周报了解，按照惯例，世界银行与各国政府合作时不收取任何费用。“世行的主要经费都是来自于各国在联合国交纳的会费以及贷款利息。对于这些给各国政府做的协助与咨询，原则上世行都是免费提供的。”上述世行人员表示。 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合作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形式有贷款合作、知识合作和国际发展合作。1981年，中国获得第一笔世行贷款，总额2亿美元。贷款的数目每年逐渐增加，到1988年达到15亿美元。世行于1981年开始对中国进行项目援建，第一个项目为“大学发展项目”。此后，项目的数量逐渐增加，在各省市，以及农林工商各部门都有了一批资助项目。 “这些贷款项目都是通过发改委来实现的，地方政府向当地发改委提出申请，向世行贷款。”一位前世行参与过贷款项目的工作人员Candy向时代周报表示。 “以贵州为例，如果贵州需要建设一座桥梁，当地交通厅就会向贵州省发改委提出意向，提交建议书，发改委层层上报，一直到国家发改委。针对各地发改委的申请，国家发改委可能会去掉一些项目。世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每年4月有一个例会，中国方面提出这些项目，世行就把项目分到下属的各个组，如交通组、城市组、能源组、农林环境组。各个组如果通过了就相当于世行内部同意了。然后进行检查，如环评，社评、经济分析等。最终会和财政部谈，地方上也会参加，谈判成功就可以立项。”Candy解释。 对这些项目的评估主要由专家负责，中国人外国人都有。社评、环评等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个专家。专家大部分是全职，个别是兼职，有的是世行退休，有的是大学和社科院学者。在与中国进行咨询合作时，也由这些专家来负责，这些专家的报酬由世行支付。 “世行有一个经济原则，就是不允许免费雇用人，付出了劳动就要有回报。这和世行的扶贫理念也类似，我们并非施舍，而是贷款帮助你自己发展经济，最后再还款并支付利息。”Candy谈道。 另外，世行对中国的所有贷款必须通过财政部，并和财政部签订合同。 除了经济方面的贷款和支援外，在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方面对中国政府提供建议和咨询也一直是双方合作的突出主题。早在1981年，世行组织的专家团考察中国之后，发布了第一份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报告建议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 1982年，应中方邀请，世界银行召集了东欧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到浙江省莫干山召开会议。与会的专家经过对中国各地的考察，逐渐认可了中国切实可行的道路是逐步开放市场，然后再进行渐进式的调整，而非东欧式的一揽子改革。 1985年，中国再次与世行召集的专家召开会议。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詹姆斯?托宾介绍了运用宏观经济手段、尤其是通过调节需求控制市场的可能性。这使中方与会者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如允许业绩不佳和重复生产的企业继续生存的“软预算约束”—是计划体制内在的普遍性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对采用东欧改革模式的探讨，转而以更强的意愿接纳市场的作用。 从1981-1989年，世行共发布24份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研究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金融，交通运输，电力、煤炭价格，乡镇企业，对外贸易等。
世行涉华报告受关注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世界银行对华合作在贷款规模上开始下降，比如在贷款额度上，从早期的每年30亿美元项目下降到现在的每年10亿美元。 “其实世行本身不是救济，世行应该是一种扶贫。一直有声音就是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世行就可以停止给中国贷款。其实世行每年都和发改委、财政部讨论，要不要停止贷款。不过暂时这个贷款还是在持续。”前述世行工作人员透露，“另外世行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大部分是贷款，也有一部分是赠款，赠款一般来自一些个体或外国政府。有一项就是来自日本政府的赠款，主要针对帮助中国改善环境。” 另外，据时代周报记者向江西一名有参与和世行合作的地方工作人员了解，世行对很多项目都很严谨，每个项目的审批都需要5年。而很多地方政府都觉得这个时间太长，要求一年内完成。但是这与世行的原则相违背，因为世行是只可以在5年基础上顺延一年，而不可以提前。一些政府等不了，就把项目用政府内款做了。 但是有些地方官员就特别欢迎世行的项目，觉得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工程也做得很好，质量有保证。“其实对于世行的贷款项目，地方官员们总体还是很欢迎的，他只负责贷款，还款都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前述官员谈起。另外，据世行内部人员透露，还出现过深圳的一个项目要求提前还款的状况，这让世行工作人员觉得非常新鲜。 在贷款项目缩减的情况下，世行与中国的合作逐渐偏重于以政策调研和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知识合作。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的《预算政策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1995年的《在权力下放的经济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1996年的《国有企业改革》等方案都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咨询。 1997年，应中方邀请，世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报告分为七个部分，分别为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卫生部门融资、老年保障、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以及新世纪的发展挑战。 2000年以后，世行对中国经济的咨询建议更加宏观，而且越来越多地触及改革问题。2010年，世行发布两份关于加强地方债务融资及其风险管理的报告。2005年时，世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过建议，当时的这份报告主要关注贫富差距与公平。其提出缓解贫富差距三要点：首先，中国可以给所有公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进一步放宽户口制度，给农村人口更多机会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其次，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扩大目前仅限于城市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可以改善所有人获得基础医疗服务的境况。也可以考虑在农村地区推广医疗保险，中央财政最初可以投入一部分，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计划。再次，建立更有针对性、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能防止贫困，还能带动经济增长。 2012年报告尤其值得注意，可以说本次引发社会关注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是当年那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的报告的延续。其敦促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报告称，中国即便只是想把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过去30年增长率一半的水平，也必须赶紧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推迟改革“将带来未来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还将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几率。 这份报告是在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访问北京的背景下发出的。当时这份报告警告称，中国如果不应对一系列紧迫的问题，就会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和今年进行的合作类似，世行在拟定这份报告的过程中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合作。 当时的世行报告预测，即使北京方面稳步实施了改革、避免让中国经济遭受冲击，到2021年时中国的年增长率仍将降至5.9%，到2026年时更是将降至5%。 报告还涉及一些可能的敏感内容，包括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提高治理的反应灵敏程度和包容度。世行建议成立一个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由其推进各项建议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