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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爆发的临界点。德军在征服丹麦和挪威后，再次集结重兵，战争的阴云笼罩法兰西。英法盟军沿马其诺防线猬集布防，这道延绵近千里的钢筋混凝土纵深防御工事是盟军计划中的绞肉机。此时，作为中立国的苏联正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征询苏军将领对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的判断。苏联元帅们都估计德军可能集中火力，攻击中段防线，打开缺口后，以装甲部队实施机械化纵深突破与追击，但无论纳粹分子多么嚣张，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泥潭深陷，死伤惨重。 斯大林出于客气和礼貌，问在场的林彪：“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 “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林彪笑着想敷衍过去。 “这个回答我不能满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斯大林摘下含在嘴上的烟斗盯着林彪。见斯大林动了真格，林彪便老实回答：“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林彪语出惊人。 “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华发斑鬓的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元帅眼里并没有这个年轻瘦小的中国人。 “我的意思是，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战事结果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时间会拖得很长。但如果绕开防线，从侧翼做大规模迂回，兜击防线的深远后方，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战局也会很快明朗，”林彪停顿了一会，用强调的语气补充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预测过于离奇。几个月后，希特勒否决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般的速度斜插法国腹地，迫使猬集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拼命溃逃。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大吃一惊，苏军将领也开始服膺林彪的判断与预测。 以上文字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赵研极回忆整理，他在苏联时一直在林彪手下做事。中国人对于战略的理解和把握似乎和西方人不同。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宋襄公固守“仁义”的失败，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中国人放弃了传统的阵地战，转而采取埋伏、偷袭、迂回等方式进行运动战。 西方人从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固守着阵地战思维。一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德法两军深挖战壕，长期对峙，各自伤亡几十万人的惨剧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盟军吃了大亏，也是这种顽固的思维长期统治军界的结果。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作为当时的一个明白人，虽然大声疾呼要改变战略，但在军方耳里，他的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二战结束后，富勒要大老远去监狱探视“闪电战之父”古德里安，就是因为知心太少，相见恨晚。林彪在苏联大出风头，可以说是他深刻理解《孙子兵法》的结果。这 本书培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战略思维。 如今《孙子兵法》已被西方管理学界奉为经典，在斯图尔特的《管理必读50本书》中，《孙子兵法》赫然在列。同时，在马尔柯姆8226;沃纳主编的《管理大师手册》中，活跃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孙武作为中国的惟一代表入选，让人亦是百感俱陈。毛泽东等人在军事上的成功，让西方军界把《孙子兵法》奉为教材，而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的扩张，也让西方管理界对《孙子兵法》刮目相看。 关于隐喻 我一个研究道家思想的丹麦朋友说:“中国先贤的书中充满了隐喻，而不是基于一个逻辑的起点，来构建一个理论体系。”这是中国人的哲学习惯，在这里无需废话。正是因为这一点，如今很多专家喜欢拿现成的西方管理学理论来比附中国先哲著作里零散的珠玑，以证明中国式管理多么伟大。这是很虚妄的。我们探讨《孙子兵法》对于现代管理的意义，与时下的“中国式管理”无关。无可非议，管理战略的根源就是军事理论和实践，将《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比较一下也许有点意思。 由于文化差异，二人的哲学观有着截然不同的着重点。克劳塞维茨强调的是逻辑上的理性、绝对性和抽象性，机器、规则和建筑的引申含义是用来支持他观点的砖石。《战争论》中把战略视为“不变的，预先注定的运动”，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机械论的现代启蒙哲学。因果关系、思想和行动的明确界限是克氏战略理论的特征。 中国人孙武更强调实际的、上下联系的和自然发生的事件。这一点体现了中国人注重实际，注重经验总结并注重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孙武在书中充满了对“水”这个意象的迷恋，水作为一种同时具备静止与运动、恩泽与暴力等多重特征的事物，同样被哲人老子所喜爱。《孙子兵法》体现了广义上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司马迁目光如炬，他将老子和韩非放在一起作传，这个细节告诉我们，道家思想中的辩正意味更多地指向实用。 同时二者的不同居然可以反映在现代战略管理流派上。以撰写《竞争战略》闻名于世的迈克尔8226;波特和《战略意图》的作者加里8226;哈默尔是典型的战略规划派，他们强调理性的、有意识的规划，并清楚明确地阐述规划和实施之间明晰的界限。这一派习惯于评价内部的力量和弱点，外部的机会和威胁，并系统地表述和实施一个战略。这种方法体现了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更为广义的现代管理学派的基本原则。而明茨伯格等人的观点与战略规划派尖锐对立，强调“即兴发挥”，多多少少接近于孙武的思维方式。 当然任何刻意将孙武和克劳塞维茨分门归类的尝试，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误导性。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应该被夸大甚至对立化。中国的企业管理走西方路线是可行和必须的，大谈研究“中国式管理”只不过是为了迎合一些自大者所做的无用功。古希腊战略家惠里就和孙武有许多共同点，二者都强调战略似是而非的特性，并需要后来的战略家去发挥想象，将理论和实践相对应。克劳塞维茨也认为命令式的制度并不科学，强调理论不能告诉人们如何行动，只能对决策有所帮助而已。他们的思想都预示了发生在今天战略管理中从“计划”到“思索”的着重点转移。 阅读的误区 罗夏墨迹测验是最著名的投射法人格测验。所谓投射法就是让被测试者通过一定的媒介，建立起自己的想象世界，在无拘束的情景中，显露出其人格特征的一种个性测试方法。测试中的媒介，可以是一些没有规则的线条，也可以是一些有意义的图片，或是一些有头没尾的句子，甚至是一个故事的开头。被测试者通过媒介来编故事的结尾。因为这一画面是模糊的，所以一个人的说明只能来自于他的想象。通过不同的回答和反应，便可以知道对方的人格与人生态度。 古代著作同样也可以产生“罗夏墨迹”的作用，这便会造成许多阅读的误区。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孙子兵法》这些作品来强调自己根深蒂固的观点和自己臆想上的意义。读古诗常常会发生“作者的意思未必然，读者的理解未必不然”的现象，对作者的误读，往往会产生新的美学体验，甚至抬高作品思想地位。这在文学上不是什么坏事，但对于一些经典著作的解读则往往不是好事。时下走红的于丹教授自解孔子、庄子，正引来一片非议，被认为是误人子弟。而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解释，产生迥然不同的战略思想流派，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拿对经典的误读来为自己错误的战略找理由，那只会自食其果。 同时，在中国常常把商业和战争混为一谈，“商场即战场”至今仍是很多企业家的口头禅。企业家们将商业和战争进行全方位的类比，组织形式与军队靠拢，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向军队学习，竞争非要和对手刺刀见红。这种思维已成为他们观察、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提倡“狼文化”的华为老板任正非便是军人出身，华为这种“利”字当头、“义”字靠边、为生存不惜一切手段的企业文化恐怕有一天会反噬。 人们会问：战争真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恰当的比喻吗？任何回答都是模棱两可的。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而我们没有意识到，在谈论商业和战略时，我们经常会用到语言的隐喻特性，潜意识里也会将二者混淆。 收集准确的商业和管理的案例，将它们依照《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名进行罗列，同时贯以“《孙子兵法》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这样的题目，并非难事。当然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少人做了，比《军事战略在管理中妙用》（Strategy Moves: 14 Complete Attack and Defence Strategie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Jorge Alberto Souza De Vasconcellos e Sa）。该书由一系列战例和军事家格言加上一些企业的案例构成。然而，这当中存在两个问题，概念和原则应用于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从战争到管理），同时存在时代变化、民族的差异、地缘不同等问题。这些都指向一点，即概念和原则有没有普适性，能不能在不同的领域里转换。另外，创造性的应用是否需要发展新的理论基础，当然新的理论要依赖于旧的理论。正如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就包含着许多来自孙子的概念，显然他的理论是他的时代产物，也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很多人试图淡化《孙子兵法》的作用，将它仅仅视为一般意义的格言警句。然而指挥过日黑兰海战的德军上将莱茵哈特8226;舍尔（Reinhard Scheer）说：“在这样一本薄薄的书中，就几乎覆盖了我们二十余年所包含的宝贵战略和战术的精华。”对古代经典的简单修改和任意处理看起来很让人愉悦，但最终是自欺欺人的一场闹剧。它不但贬低了过去，也伤害了现在，保存了原文的形式却流失了精华，甚至将人引入歧途。 正如布赫勒所说：“毫无疑问，比较只有当它是建立在深入细节、严格查证和有充分证据的事实研究基础上时，才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