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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开始，晋商就已经扬名天下。从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到成一的小说《白银谷》，再到电视剧《乔家大院》，唤起了人们对晋商昔日辉煌的追忆。实际上，早在这些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之前，金融史专家和商业史专家就已经对晋商和票号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据说，西方的金融专家把山西票号的首创者日升昌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句名言出自何人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在英语中，把票号翻译为“shanxi bank”却是千真万确的。沿着历史长河追溯日升昌的兴衰，会发现许多既有趣味又值得思考的事情。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的“开中法”。“开中”说简单点，就是政府实行食盐专卖，用所谓的“盐引”（就是现在的专卖指标）来换取商人向边境要塞运送军粮，商人在边境又用马和铁换来食盐，再把南方的茶叶丝绸运到北方换马。一担担食盐贩向各地，一车车粮食运到边疆，一群群牛马转卖关内，一箱箱茶叶运销塞外，随之而来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贸易的内涵不仅仅是以茶易马，而是这种贸易的农牧边贸性质）。《乔家大院》的真实开创者，就是一个从当铺伙计起步、进行这种茶马贸易而发家的祁县人乔贵发，他在包头开设的商号复盛公，是包头城的奠基者。从复盛公开始，包头渐具规模，并引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创建了包头城的复盛公只是晋商的一个缩影。在明清两代，北到莫斯科和海参崴，南到河内和加尔各答，东到大阪和长崎，西到喀什噶尔和伊犁，到处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仅在中俄贸易重地恰克图一城，晋商就有著名商号三十多家。按照清朝人的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日升昌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由颜料坊走出的金融巨头 凡是看过武侠小说的读者，都对“镖局”有个大致印象。明清时期，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做生意尤其是大笔生意，成千上万两白银，运输风险极大。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运钞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于是，镖局的业务红火起来。无论是带大量的银子出门，或者带着赚来的银子回家，商人都少不了镖局保驾护航。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在太平盛世走镖，面对的只是些小打小闹的蟊贼，一般不会出大乱子。但是中国的太平盛世过于稀缺，呼啸绿林的土匪和打家劫舍的强盗，极大地增加了货币运输成本。按史书记载：“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夫银钱之收交，关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盗，梗塞路途，银钱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将堕，为各商所深忧。”这一背景下，商业汇兑就被精明的商人盯上了。日升昌就是这样诞生的。 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有个生意人李正华（也叫李二梅子，还有资料说叫李大全），继承了家业，经营颜料，家传有一座名叫西裕成的颜料庄，主营铜绿，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有个朋友，赚了一大笔钱，但当时兵荒马乱，这个朋友不信任镖局，就给李正华提出，把他的钱存在西裕成的北京分号里，再由李正华出具票据，在山西平遥的西裕成总号兑现。当时，西裕成的掌柜是雷履泰，他受这件事的启发，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极力劝说东家干脆放弃颜料生意，把颜料庄改成票号，借助于历史上的交钞经验，进行银钱的异地汇兑，以收取汇费获利。当时把汇费叫汇水，大大低于保镖运送费用。由此，日升昌正式诞生了。 票号的最初成立细节，今天已经模糊不清了，甚至包括日升昌的开业时间，不同资料也有多种说法。出身于山西平遥，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当代学者侯外庐，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记为1796年；民国时期专门调查研究山西票号的范椿年，在《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记为1797年；而同为民国学人的郑孝燮和任致远，在他们的《名城平遥专题考察研究报告》记为1824年。具体时间，只能由专家们去考证了。因为雷履泰生于1770年，考虑到他的学徒出身和掌柜经历，恐怕1824年的说法比较接近情理。今天的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和碑刻推算，认为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在嘉庆二十四年之后，道光十八年之前（1809~1838年）。 取名日升昌的寓意，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平遥日升昌总号的对联，也显示出这种气派：“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很快，日升昌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 传奇人物雷履泰 日升昌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开。明清的山西人，对经商比科举更上劲。正如介休大贾“侯百万”侯培余在大厅写的对联所云：“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侯培余虽是读书出身，中过乡试副榜，但仍以经商为荣。在晋中一带，做大事、成大器的路径，就是经商。清朝雍正年间的山西巡抚刘于义，曾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当地风俗归纳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民谚云：“有儿开商店，强过坐知县。”而经商必须从学徒起步。 在传统商家当学徒不是容易事。今人只知道“头悬梁、锥刺骨”的寒窗苦读是磨炼，可能不知道当学徒、做“相公”的柜台生涯是更严峻的磨炼。所以，山西商人有“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的说法。商家选学徒十分严格，年龄取15至20岁的青年，五官不端正不要，家世不清白不要，拿起算盘能打得噼里啪啦山响，提起毛笔能写出端端正正的楷书。如果仅仅是经商业务倒还罢了，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端茶倒水，小心翼翼侍奉掌柜。学徒的随身家什有“五壶四把”之说：所谓“五壶”是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和夜壶，所谓“四把”是条帚、掸子、毛巾和抹布。光凭这些家什，读者就大致能够估量出当学徒的难处了。伶俐一点的学徒，睡觉也得睁只眼，掌柜一声咳嗽就能领会其中的含义。这种“全方位”的训练，是进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础课。山西一直流传着关于学徒的歌诀：“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惟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无客默诵，有客实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己有奔头，双亲得慰。”山西的经商人才，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雷履泰是平遥细窑村人，由于他后来出了名，他所在的村名也变成了雷家堡。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是从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宝房”开始的。所谓“宝房”就是赌博房，北方人赌博流行押宝，干练的庄家摇起宝盒来，架式就像香港电影《赌神》里的周润发。赌徒们在四周围着，目不转睛盯着宝盒的摇动方位和姿势，宝盒落地，一窝蜂似地押注。就在这种场合，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宝盒一开，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分毫不差。凭着这一手本事，雷履泰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后来，就请他跳槽来到西裕成。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东家也对他重用不疑，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 西裕成发展为日升昌，不是偶然的。早在汉口和北京的经营活动中，雷履泰就已经插手金融事务。这时的商号，一般都在同城有汇兑往来，雷履泰借鉴“账局”（同城汇兑机构）的经验，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了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今天一般把印子钱作为高利贷的代称）。所以，在日升昌开业前，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而且建立了相应的规范。西裕成改为日升昌，只是为票号的专营和规模化铺平了道路。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全国，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各省广设分号，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盛京、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我们现在无法想象雷履泰是怎样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业务的。也许，只有当今的电讯业和IT业，才有可能挟先进技术之力达到这样的速度。很快，日升昌就进入了全盛时期。有种说法称，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天文数字。即使有所夸张，也可以从中看出日升昌在当时商界中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气势与雄厚的财力。实际上，同它的营业额相比，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它的总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但是，规模化的经营，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使它的获利能力极高，最高的一次分红，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也是1.2万两。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由此，读者不难推算出它的赢利率。 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对雷履泰是这样评价的：“西商票庄，创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钞法，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故咸、同以来，六十余年，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称极盛焉。” 独具匠心的平色和汇票 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票号业作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 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分量不一。一直到民国，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就是在辨认成色。在日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而这一兑现标准，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不然铺子就得倒闭。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日升昌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赢利的四分之一（票号的利润，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汇水、平色余利）。用现代银行业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典型的套利业务（arbitrage）。 关于汇票防伪，这在今天也是难题。日升昌的汇票，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现假汇票，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票号对汇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颇高。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票号上的密押，类似于密码。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就有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密押。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现象。解决了防伪问题，才能取信于社会，创造“一纸汇票，汇通天下”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