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团队宁愿推倒重来 思维需要推倒重来



如今的生存之道就在于你能做哪些外包不了的、电脑无法做得更快的、能满足富裕时代不同凡响的和非物质需求的工作

过去的几十年属于拥有特定思维的一类人——编写代码的电脑程序员、起草协议的律师、啃数据的MBA们。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未来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拥有全然不同的思维——包括创造型思维、设身处地(共情)型思维、模式识别思维和追寻意义型思维。这些人包括艺术家、发明家、设计师、讲故事的人、看护人员、咨询师、考虑全局的人——这些人将会享受最大的工作乐趣并获得最高的社会回报。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整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被一种过于简单和重分析的思维形式与生活方式所统治。这个时代到处都是“知识工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能熟练地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但是,现在世界正在发生改变。物质的充裕使我们的精神需求日益增强,全球化使白领工人们的工作全球流动,强大的技术力量使某些工种正在消失——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拥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思维形式和生活方式——被我誉为“高概念” 和“高感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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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概念 高感性

 我的团队宁愿推倒重来 思维需要推倒重来
在当今时代想要生存,个人和组织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营生的行当,问自己三个问题:

● 是否有海外的外包人员能廉价完成我的工作?

● 是否电脑可以比我干得更快?

● 在这个供给过剩的时代,我做的产品是否还有需求?

如果头两个问题你回答“是”,或者第三个问题是“否”,那么你就有麻烦了。如今的生存之道就在于你能做哪些外包不了的、电脑无法做得更快的、能满足富裕时代不同凡响的和非物质需求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高科技已经不够的原因。我们要给高科技能力辅以高概念和高感性。这是因为,高概念涉及创造艺术和情感美的能力,发现格调和机遇的能力,构思令人满意的故事的能力,把没什么关联的东西组合出新奇发明的能力。高感性涉及到共情感知的能力,洞悉人际交往的精妙之处的能力,探寻内心愉悦并帮别人找到这种愉悦的能力,跳出日常琐事追寻目的和意义的能力。

高概念和高感性正在世界经济和社会中风靡。最有力的证据是,人们认为最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的领域却纷纷在变化。比如医学院,那可是那些读书好、考分高、分析逻辑能力强的人的地盘。现在,美国医学院的课程就正在发生时代性的伟大的转变。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和全国其他的医学院学生们正在接受“口述诊疗医学”的训练,因为研究表明,除了电脑诊断外,医学诊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病人的口述。而在耶鲁医学院,学生们会去耶鲁英国艺术中心学习艺术,来锻炼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因为那些学过绘画的学生更善于洞察病人的细节情况。同时,全美五十多家医学院在课程中加入了精神学方面的内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设立了“医院夜间项目”课,让二年级的学生想象自己得了一种病,然后在医院过夜。学校方面说,设立这个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理解病人感受的能力”。费城杰夫森医学院甚至研发了一种新的医生效能测量法——情感理解指数。

撇开美国医学院,让我们来看看世界经济第二强国日本。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得益于它对左脑教育的大投入,但现在它也开始重新考虑了。尽管日本学生数理科成绩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日本国内很多人开始怀疑一贯坚持的学术教育重心是不是过时了。日本现在正在调整教育体制,着力培养创造力、艺术才能和剧作。实际上,现在日本最挣钱的出口商品不是汽车和电器,而是通俗文化产品(流行歌曲和偶像电视剧等)。同时,为了应对学习压力,日本教育部正致力于让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使命,提倡所谓的“心灵教育”。

好,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到第三个不可能发生却发生了的领域——跨国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几年前,通用汽车雇佣了罗伯特·卢茨做主管生产研发的副总裁。他不是一个暴躁敏感、装腔作势的人,而只是一个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70多岁的白人。他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过执行官,还曾经当过水手,至今行为举止仍有水手的痕迹。他抽雪茄、驾驶自己的飞机。他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环保运动引起的扯淡。当卢茨任职通用汽车公司后,《时代周刊》采访他,问他的管理方法将会和前人有什么不同时,他回答道:“更多地使用右脑……我认为我们做的是一种艺术商业,汽车具有艺术性、娱乐性,如同流动雕塑般,只是刚好同时提供了运输的功能。”

通用汽车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都是很好的榜样,如今,它也声称自己从事艺术商业。带领通用汽车进入右脑世界的,不是头戴贝雷帽的艺术家,而是70多岁老顽童式的水手出身的人。变化正在发生,而且越来越明显。高概念和高感性智慧正在从我们生活的外围来到中心。

金钱和意义

当工作对高概念和高感性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概念时代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在办公室里,而发生在我们的心灵和灵魂深处。像现在流行喝双份浓缩拿铁咖啡一样,对意义和卓越的追求,越来越普遍。现在,一千万美国人定期进行一定形式的冥想活动,比十年前翻了一倍。1500万人练习瑜珈,是1999年的两倍。如今美国人的娱乐休闲生活里充满着精神的主题,《电视指南》因此掀起了“超验电视”的热潮。

如同日本、欧洲人口老龄化一样,美国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人群正在衰老,这种趋势加剧了时代的变化。心理学家大卫·沃尔夫认为:“随着年龄渐长,人们的认识模式逐渐由抽象化(左脑导向)转向具体化(右脑导向),这增强了人们的现实感、情感和联系感。”换句话说,当人老时,会更重视生活的质量,比如生活的意义、目的和内在的自我满足感,这些内容在年轻时忙于成家立业而容易被忽略。

有两位研究者提出,这类感性的、找寻意义的人口高峰期出生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2000年,保罗·雷和谢里·鲁思·安德森认为,一个约有五千万人口的亚文化群体正在兴起——文化创新者。他们认为这个群体约占美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相当于法国总人口那么多。这个群体具有右脑主导思维的特征。比如,文化创新者“坚持综观大局”,这两位新理论的创始人写道:“他们擅长综合事物,并且认为妇女认知事物的方式是合理的,如对别人的经历感同身受,理解别人的观点,把个人的阅历当作重要的学习途径,信奉伦理道德。”

这对你我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准备以应对概念时代的挑战呢?从某种程度上说,答案很简单,在一个物质丰富,外包和自动化盛行的社会,左脑思维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擅长右脑思维,掌握高概念和高感性的能力。我们必须能做那些海外知识工作者不能以低价做的,电脑不能做得更快的,同时满足审美的情感和精神需求的工作。但从不同程度上看,这个答案还不够明确,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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