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直大力唱空中国地产的摩根斯坦利分析师谢国忠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这种心理在社会、大学尤其企业界盛行。其原因是各级政府相对市场的强势所致。他的意见是，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行政干预，提升市场的作用，同时让研究型大学复归教研本位。
虽然谢先生对于中国地产的评论和实际出入颇大，但是，我们不必因人废言。他这次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言非常有价值。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和廉价劳力拉动的出口，以及政府（通常是地方政府）力推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品和产品市场，但是在消费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品牌，而且中国的投资依赖于外国技术。中国既未形成自己的一流品牌，也未发展出主流技术。所以，谢国忠提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他认为，这种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心。首要即是产能明显过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这使中国政府动员资源启动大项目的经济回报受到影响。当前这种模式若延续下去，只能导致更多浪费，最终使增长放缓。而他的这个判断，对于消耗大量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的房地产业来说同样适用。 笔者最近专门走访香港，遇到正在对沪港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的段樵教授，他也颇为感触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经济理论概括。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国家转型，其经验教训，有赖于今人的敏锐洞察和及时总结。段教授也提到，过去25年里，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8.1%，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而这种能力，未来可能会因应经济规模扩大而有变数。
谢国忠还认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在企业界尤其如此。其实，在房地产业，何尝不是如此！在急功近利的心理背后，“快钱”的诱惑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最重要的原因当属各级部门的随意处置权变数。 例如，一直有这样的案例，企业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而被取缔或遭遇困境。这种大背景下的企业，无法也不会做出长期规划，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再者，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怎么处理和强势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创造短期优势，就能赚更多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被质疑和诟病的所在，舆论经常认为他们直接或间接依靠行政权力来获利。 历史的经验可鉴，几乎全部的世界级公司都是成长于市场竞争中。当商界的赢家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挑选，这种赢家很难进入世界级公司行列。中国正在接受这个逻辑，那就是大公司只能脱胎于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竞争性市场。因此，即使是在需要调控的房地产业，未来政策的主要目标，也只是培养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性环境。有些行政干预是必需的，但在实施这种干预之前必须进行全盘而深入的考虑。 有一个例子发人深省。同样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韩国在短短五年内就将其数量主导型经济，成功转型为质量主导型经济，这足以对中国公众带来启示。他们曾经以为韩国和中国在商业质量的层面应该不相上下，而现在韩国成功起飞了。就在五年前，韩国还被看成是依靠低劳动成本的典型东亚经济体。而今天，韩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品牌和产品。 因此，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业，更加需要在这个时刻思考，如何能够高效率地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