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汇聚点，既是人类智慧生产的结晶，也会集中体现发展过程中所的问题。在我国城市治理的进程中，产生了诸如噪音污染、产业链低端化、薪酬机制不均衡等问题，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改良现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创意城市构想在世界发达的文创城市如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中广为应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在创意城市建设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城市自我更新的途径，帮助城市治理构建起良性的运行机制。 1 创意城市概念提出 创意城市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的城市研究者查尔斯.兰德利在2000年进行系统的阐述。在这一提法中，兰德利对创意的界定是“对于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在给定的情况下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他认为创意催生创意产业，而产业的集聚形成城市的创意氛围，城市又反过来丰富创意的内涵，这三者是处于一个不断运动的良性循环圈上。基于这两点，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化升级的过程中，创意城市的治理构想可以被定义作：城市管理部门在面临城市治理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时，采用创意的解决方法帮助其自我更新，并沿用良性的运营机制获得城市竞争优势。 2 创意城市构想在我国实践的可行性分析 创意城市的构成要素理论。英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彼得.霍尔通过对包括雅典、佛罗伦萨、伦敦在内的六个创意城市的特征进行总结，提出城市转化为创意城市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分别为：城市是该时代背景下重要的贸易点，亦即具有贸易中心性；处于急剧的经济社会变革之中，且旧有的社会秩序正在进行转化；城市具有高包容度，并接受各方人才。 理念在我国实践的可行性分析。评估城市是否满足贸易中心性，需要回归到城市的本质：在人类社会中，城市是人口、资源、要素、产业密集的地区，而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产业与财富积累值最大的城市往往成为区域的中心，一定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各种方式交汇于这一中心城市，再经由其优化组合产生规模效应和放大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文创产业发展较为成熟，且城市的其他建设条件满足贸易中心性要求的最优选有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苏州五个城市。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变革期，各领域变更的要求为城市的创意转型提供了充裕的活力因素：文化部、科技部等结合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内容以及《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纲要》，制订了到2020年时将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规划，同时政府为扶持文创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开设中小企业创业基金，以“自上而下”的模式掀起了文创热潮。 在霍尔的理论中，城市复兴的动能均来源于已然客观成形的外界条件，因为他所用以进行对比归纳的六个城市中，创意产业发展均是基于文化资源多元化基础上的自主发展，也就是“自下而上”进行的革新。而事实上，我国的文创产业集群大多都基于政府优势导向的集群，与理论中所涵盖的类别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在实践创意城市构想的过程中，更为可行的发展方式是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苏州这五个客观条件相对成熟的创意城市作为牵头者，首先将其作为中心城市对区域进行划分，凭借其成功转型后的经济势能向外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优化，尔后在探索其转型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将这五个城市中解决问题的“应对措施”作为其余的二、三线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引导机制”，帮助城市管理者规避公共治理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实现高效的结构转型。 3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文化创意经济并未真正进入城市经济体制当中。自2003年文化部首次提出“文化经济”的概念以来，我国提出“文化强省”和“文化立市”的省市已经超过30个。表面看来，文化创意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帮助各个城市进行从劳动力密集向核心竞争优势经济的转型，但事实上，反观兰德利提出的创意阶层、创意产业、创意城市三者良性促进的循环圈，城市发展的方向已经发生偏离。 报酬机制不均衡，创意阶层难以有效集聚。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创意城市的三大构成要素为：创新科技（technology)，创意阶层(talent)，以及包容度(tolerance)。创意阶层是指从事文创生产的工作者，是三点之中最核心的要素：包容度吸引其前来、而科技辅助其进行创造。创意阶层又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具有特别创造力的核心人员”，包括大学教授、科学家等对社会潮流的发展有先导作用的群体；二是“创造性的专门职业人员”，包括金融、法律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城市变革的过程中，核心人员的智能在于创造，而专职人员起到管理、运营的作用，当二者数量处于合理均衡状态时，创意阶层能够最有效地配合工作。但依照《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的数据表明，属于专职阶层的金融业高层管理员工的年薪资可达118万元，这一数额是从事传播与文化产业人员薪资的4倍之多。社会公众对于金融业所创造的价值的认可使这一群体的报酬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然而对文创从业者来讲，他们的投入与回报并不成正比，究其根本，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不完善，文化创意从业者的工作成果被非法传播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导致了这一不均衡薪资水平的出现，也从根本上打压了创意阶层的工作热情。 文创行业特色匮乏，低端价值链仍占据整体产业结构的相当比例。在文化部就以产品出口国为标准对全球市场上文化产品的消费情况进行的统计中，出口量位居前四的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依次占据了43%、34%、10%和5%的市场份额，而我国出口的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内的占有率仅有4%。不仅如此，这4%的份额还建立在两大限制的基础之上：第一，为确保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政府针对包括动漫、电影产业在内的多种产品门类的严厉进口限制削减了海外产品在我国的市场；第二，在我国出口的文化产品之中，包含了相当比例的文化半成品，也就是承接了跨国公司的低端价值链生产环节，而这部分公司本身则集中精力于设计、研发、品牌运营等具有核心优势的关键环节。在我国沿海地区，相当数量的产业集群就依照这种模式运营，长期以来，这些产业的内部结构逐渐依照低端加工的需要组建，究其原因，则是公司的缺乏核心技术的竞争力，无法实现从劳动密集性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化。 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贸易输出国，我国出产产品的竞争优势大多有赖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在文化制造业中，产品价值更多向创意内涵侧重，在人力成本无法体现优势的前提下，文化产品输出的逆差体现了我国挖掘、打造文化特色的能力缺失。 城市管理者注重现代化而轻视城市文化，城市创意氛围弱化。城市的创意氛围是整个良性循环圈中最关键的的一环，城市的创意直接展现了创意阶层与创意产业是否合理集聚、运转。在我国的城市建设进程当中出现了三方面明显的问题。 各地城市兴建同构化、城市特色缺失。在”十一五”计划期间，全国有180 多个城市将自己的建设目标定位成国际化大都市，基于城市自身地理、人流、软硬件设施的欠缺，建都申请并未得到批准。但实际上，很多城市管理者只能看要达到国际化，却未曾深入思考凭借何种模式去国际化，一味追求城市GDP的升高，使得很多城市盲目地招商引资、甚至拆除城市历史文化建筑去兴建摩天大楼，排挤当地边缘手工艺产业以达到建筑群整齐划一。这种不合理地朝向国际化大都发展的倾向，造成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城市目标趋同、千城一面、土地资源浪费等的问题，这都给“十二五”时期的城市规划带来了棘手的难题。城市从原本有特色走向千篇一律，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城市管理者并未对城市的文化底蕴进行深挖，传统产业、传统工艺的保育是相当耗费时间、人力以及财力的工程，但保育工作并不产生即时显著的回报，这就造成了城市的创意治理迟迟无法提上日程。 城市宜居程度不高、居民幸福感、认同感不足。欠缺的社会福利制度给居民生存的压迫感，也致使创意阶层的外流；受到污染生活环境直接影响居民人均寿命的长短，也降低了城市对游客的吸引力；拥堵的交通现状使居民工作与生活效率缓慢，也反过来拖延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城市无法满足居民生活的需求，也无从期待获得居民的认同。 第三空间的缺乏。第三空间是指城市中介于办公与私人之间的交流场所，创意阶层的创作过程一旦流于传统制式化、流程化的限制，灵感就很难被激发。第三空间可能是咖啡厅或者公共图书馆，它所关注的焦点在于空间的品质感与便利沟通的能力。文化部关于公众文化消费的统计报告中，至今仍未出现第三空间的统计指标，究其根本，咖啡厅等盈利性第三空间大多已经成为居民棋牌娱乐的俱乐部，而既有公共图书馆的资源缺乏又不能对文创工作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其实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城市的创新变革的重心已经发生偏移，治理者过度将创意作为一个产业结构转型的工具以追逐GDP指数的高涨，却忽视了创新的基础在于人才与产业。在已出现问题的机制上继续运转，城市创意的转型就无法实现。 4 建议提出：可取的城市生活圈自我更新途径 发掘城市利基。利基一词原本是指在市场营销中企业通过优势细分发掘出的尚未成熟的细小市场，准确的利基市场应当是其他个体尚未涉足过的，也因而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世界范围内，已经成功实践创意转型的城市有五个：伦敦是最知名的工业艺术之城，巴黎以时装名流对话世界时尚，佛罗伦萨以绘画与雕塑著称，布鲁塞尔汇聚了欧洲最美丽的中古皇室建筑，安特卫普运营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钻石贸易。因此，利基，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独特的城市主题，是这五所城市所立足的成功要素之一。 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其不可复制性，创新的利基就来源于丰富的历史传统资源，城市管理者通过温故而知新，寻找并立足于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优势文化资源，是实践创意更新的基础。 细化定型城市创新的基础：绘制文化地图，搭建城市规划的创新平台。文化地图的绘制起源于美国，旅游局为了便利游客的游览需要，将景点、交通、食宿信息融入当地的地图之中。绘制完整的文化地图并用作城市的规划的参照蓝本，在于协调现有文化古迹的保育和街道、居民区、商业区的建设之间的关系。 首先，新兴建筑应当避免对文化遗产造成威胁。过去的几年中，某些省市为修建公路的需要拆除了年限悠久的古建筑群，更对古建筑开展低技术含量的翻新工程。这些人为损伤致使古建筑群体的历史价值锐减；其次，在地图绘制过程中发掘城市背后的故事。从2008年起，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掀起了全国各地保育在地文化的热潮，由“中国地方志“网站进行一系列的地方志采集，编撰，修订，发表工作，帮助城市居民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生活的城市。 营造城市的创意氛围。城市氛围养成有两个关键要素：第一是人，除开创意阶层的创造性生产，城市领导者、普通居民以及外来人员在氛围的养成中也具有关键的作用。首先，领导者的行动力与发掘潜在需求的能力是城市保持创新活力的引擎，由于领导者对于城市的发展状况有最为全局的把握，相较于其他阶层更有条件洞察出潜在的需求，而一旦发现需求便应当立即思考对策进行满足。其次，外来人员的流动为城市提供多元的文化素材以及思考方式，是城市创新机制的燃油。最后，普通居民的人员品质是创意氛围是否能够永续的支柱，创新的思考方式若只能停留在某一阶层的内部，便很容易形成依赖性，一旦这一阶层的成员停止生产、或离开城市，为了避免整个机制的停转，还需要有新生的补充力量延续城市文化的内涵。第二是城市软件服务的加强，具体措施包括公共区域无线局域网络覆盖面扩大，交通畅通化的加强，政务意见回馈机制的普及以及城市艺文展演活动的丰富，软件服务的加强也是为了便利民众生活的需要。 启动创意规划，重新发掘城市创意并评估与维持创新流程。创意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并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计划的推行过程中仍会有众多阻碍，但城市管理者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是城市规划的修订与完善。文化本身就具有时代性，作为精神产品的一种，城市的创意也必定会更新换代。因此，应当提倡社会朝向“学习型组织”迈进，进行不断地自我否定与再创造，重新发掘城市的创意，也就是说，鼓励处于社会各阶层的居民积极吸收外部资源、主动学习与交流的过程。 创意构想达成城市自我更新的目标。沈阳针对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的问题，开发“地下城”面积达到50,000,000m2；广东湛江为打造城市宜居的形象，首创开设百岁老人的“长寿补贴”；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互动新闻数量超过30000。我国各大城市已经跨越到经济建设之上开始朝向自我更新的高层次迈进。 把握创意的本质，是实践这一构想的关键。依照兰德利所指创意是准确地认识问题并提出方案的能力。因此把创意城市的构想作为城市规划者的建设参照，是一个用新方式解决旧问题的过程。这一构想的提出能够提高民众对于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并以扶持的形式回归文创产业的内容产业本质，最后在这二者良性集聚的基础上形成全社会的创意氛围，而创意氛围又反过来修正并充实原始构想的内涵，使城市在良性运行的机制上不断进步，从而最终达到“自我更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3] 彼得.霍尔.城市和区域规划[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4] 果 果.创意城市.巴黎[M].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5] 段学芬，马晨晨.创意城市评价研究[J].学术界，2011.206-217. [6] 刘晓晨.星巴克：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J].餐饮世界，2012，42-45. [7] 汝 辑.实施主题文化战略，避免城市特色危机[J].人民论坛，2011，(2):10-80. [8] 朱春阳.中国“文化逆差”几个反思[J].人民论坛，2012，70-71. [9] 张 伟，谢宇鸿.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研究[J].产经评论，2012，(5):62-72. [10] 李明超.创意城市与英国创意产业的兴起[J].公共管理学报，2008:93-100. [11] 毛 矛，张 梅.创意产业与创新苏州[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0，19-23. [12] 段秀芳，胡秀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分析[J].文史研究，2012，(6):104-109. [13] 刘 杨，唐 任，伍黎川，李 冲.探究西部中小城市文化强市路径[J].文史研究，2012，(3):17-21. [14] 田 媛，高长春.创意产业集群运营模式国际比较分析[J].城市战略定位，2012，29(6):31-34. [15] 乔林红.对于公共图书馆打造城市“第三空间”的思考[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7):119-121. [16] 胡大力.我国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诱因及其突围[J].改革创新，2012，23-36. [17] 刘祝涛.抓住机遇，优化环境，大力促进文化娱乐产业的新发展[J].统计与管理，2010，68-69. [18] 连玉明.中国城市化的理论创新——城市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学”[J].人民论坛，2010，68-69. [19] 黄 阳，吕庆华.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发展对我国创意城市营造的启示[J].经济地理， 2011，(8):1283-1288. [20] 冯邦彦，李建国.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反思——基于区域城际产业同构化的视角[J].城市化研究，2006，(4):74-81. [21] 翟冬平，张为付，周长富.南京都市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及其战略定位[J].江淮论坛，2012，27-31. [22] 易 华，易小云，刘嫦娥.世界城市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动力机制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12，(2):127-130. [23] 毛欢喜.北京文创产业发展初显特色[N].投资北京，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