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是现在食品安全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之一。仅仅在尚未过去的2004年中，就发生了诸如山东龙口粉丝、安徽劣质奶粉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令消费者对于“改吃什么、还能吃什么”产生了犹豫和疑惑。据2004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根据一项覆盖范围广泛的调查，有82%的中国民众担心食品安全问题，有超过90%的受访者曾经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对于如何防范、控制和阻止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一般民众都将愤怒指向了黑心的私营老板，以及令人痛恨的“官商勾结”。可以说，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了。但是不能不指出，对于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许多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思路。对此，或许经济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路。
一、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学思考方法用经济学的思考方法考虑问题，首先要看看我们分析的对象是不是可以形成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食品领域也早早的形成了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和成交量的食品市场。因此，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来说，无非是将市场产品定义为“安全”的食品。除去市场中的假冒伪劣等不安全食品，都可以定义为安全食品。因此可以说，安全食品有其供给方，即食品安全问题中的厂商行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未必都想或者可以购买到高档质量的安全食品，但是绝对都不希望购买到不安全的食品。因此可以说，消费者对于安全食品是有需求的，即食品安全问题中的消费者行为。其次，需要考虑市场机制的失灵以及由此需要的食品安全规制；由于存在着食品的国际贸易行为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化，因此还需要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规制和协调。
二、安全食品的界定和食品安全标准什么样的食品才是安全的？这需要清晰界定安全食品的标准。首先，对不同的食品进行细分。食品属于一个规模大和范围广的领域。分析食品安全不可能笼统地将全部食品看作一种产品来分析其中的市场供求行为和政府规制行为，而是需要按照横向对比，将食品细分为肉类、蔬菜、饮料等不同类别，然后再根据不同的食品类别进一步按照不同规格划分；或者按照纵向的生产流程，将食品划分为食品原材料、食品添加剂、食品中间产品、最终食品等。
其次，针对不同种类和规格的食品制定不同等级的安全标准。以猪肉和黄花菜为例。猪肉中的主要病菌或有害化学残留物为沙门氏菌和盐酸克伦特罗（即“瘦肉精”），因此猪肉中的沙门氏菌或者瘦肉净残留物含量，就可以作为猪肉安全与否的主要标准。黄花菜中的主要有害物质为黄曲霉毒素，因此黄曲霉毒素的含量就可以作为黄花菜安全与否的主要标准。
另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对于安全食品的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就存在着不同区域之间的标准兼容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演进问题。发达国家往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出口做出大量的反倾销调查和诉讼，其主要根据就是他们按照本国的食品安全标准，认定发展中国家对其出口的食品具有危害性。这就急切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其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客观上来讲，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的经济阶段限制，无力采用发达国家所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由此则需要解决发展中国家提高食品安全标准的演进路径问题。
三、安全食品的需求：消费者行为
一个地区安全食品的界定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从经验来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则食品安全的标准也会随之提高。这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食品安全标准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意义上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消费者对食品的欲望。以转基因食品为例。转基因食品是几年来的高科技成果转化食品。但是消费者由于某些原因，未必会产生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欲望。第二个是消费者能够购买该食品的能力。这涉及到该地区消费者的整体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虑，消费者利益集团的院外行为也可以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果消费者的行为是分散的，由于存在着消费者对食品信息的缺乏或者自身力量的弱小，那么单个消费者的力量就不足以阻止或者降低不安全食品生产厂商的生产行为。这时消费者团体的作用就至关重要。我们经常可以了解到国外民众对某种食品安全事故进行的投诉或者抗议游行，甚至过激行为。
四、安全食品的供给：厂商行为安全食品的供给过程是一系列厂商行为。食品供给需要经过原材料生产、采购、运输、加工、食品生产、食品运输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的生产工序，才能最终生产出食品来。因此，食品的质量不仅仅决定于食品生产厂商的生产行为，而且还受到原材料生产商和供应商、中间产品加工商、运输商以及销售商的行为。这是一个纵向生产链的供给过程。这时，就需要理清各环节厂商的责任和收益，而不能再出现问题时，让最后环节的厂商承担全部的责任，而其他厂商搭便车。在做不到这种责任划分的情况下，安全的食品就是一种准公共品。
对于单个环节的厂商而言，也存在着保证食品安全措施的成本与收益关系。厂商的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行为是有成本的，其中包括自我规制成本和生产次品的机会成本。在同时存在次品与正品的市场中，如果没有监管部门及时清理将次品清理出去，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阿克罗夫的“柠檬理论”，那么最后市场上将不会有正品。对于食品市场来说，就不会再有安全食品的存在。因此，厂商需要将自己的产品进行差异化处理，发出“与众不同”的信号，这样使消费者容易识别。
特别需要指出，食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数量与质量的替代关系。以农产品生产为例。农民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使用各种化学肥料、农药比如催熟剂等，加速生长，杀死害虫；但是过多地使用化肥和农药必然造成农产品内部的农药残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食品生产存在着数量与质量的逆向替代关系。农民如何在这个此消彼长的选择关系中做出决定，则取决于农业监管部门的态度。就我国来说，农产品的增产是农业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但是同时农产品生产中的农药残留等安全问题也是农业部门的职责，那么监管部门应该在这两个选项中做出最优的选择。
五、市场失灵和政府规制以及国际协调由于食品生产个环节之间存在着责任和收益不对等的情况，安全的食品就是一种准公共品。这种情况下，“劣币驱逐良币”，市场就失灵了，市场的最优配置资源的功能就丧失了。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规制措施来矫正市场失灵。
如果把食品的安全性作为规制机构的唯一目标，那么在排除规制机构被被规制机构“俘获”以外，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了。但是问题在于，政府规制机构还有一个目标，即食品数量的最大化。前面我们分析了，在一定程度上，食品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着逆向替代关系。这种情况下，政府规制机构就存在着如何在产量和质量中选择最优组合了。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阶段和粮食不充足形势，农业部门的选择应该是“最低安全性和最大产量”的组合。
食品以及食品的原材料的跨国界流动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是需要政府规制的另一重要原因；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国家或者地区政府之间对于食品安全标准、检验检疫程序、反倾销调查等问题进行国际区域协调和与合作。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可以在诸多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技术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食品安全状况，因此加强与国际组织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是我国改善食品安全危险状况的重要途径。
《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