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当前，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报道中列举的资料表明，至2005年，尚有一些省市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300元以下。———即便如此，这种所谓的“标准”也只是停留在数字上，报道中披露：90%的农民工等低收入从业者根本不了解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换言之，这些本就已经低于要求的标准，在许多用人单位其实仍然未被遵照执行。
老实说，对某些从业者的收入低是有一定耳闻目睹的，但完全没能料到的是：“低工资”竟然会低到如此程度，而且这种现象会是如此普遍。众所周知，按收入计算，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型，尚未过渡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这一社会学家公认的最佳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去年9月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1．9％。在这样的一个收入结构下，越是往下，人群的基数就越大，所以“最低收入”标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仅仅涉及到少数人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当前社会中，收入比“最低收入”还要低的从业者，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
这显然已经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国家之所以需要确立“最低工资”标准，是因为“最低工资”有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只有拿到“最低工资”，从业者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才能维持一个较为健康的心态；分配绝对公平或许是困难的，但不能利用不公平的分配，让一部分劳动者沦为赤贫。分配不公造就的贫困，还不同于天灾造就的贫困。前者造就的赤贫，会使人们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并由此生发出种种极端的心态甚或行为。可以说，社会上多出几个比尔·盖茨那样的巨富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因为分配不公，多出了亿万之众的赤贫者，社会的稳定必将遭遇挑战。
所以，虽然“低工资”曾经被一些地方视作完成原始积累、增强竞争能力的秘诀，至今仍然还有经济学家在为“低工资”的合理性寻找理论依据，但笔者认为，“低工资”至如此程度，“最低收入”标准都成为虚设，无论如何都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安全的“红线”。这已经是一个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
综合看来，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落实，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且有效的“抓手”。———谓其必需，是因为过低的收入，会使这些从业者无力赡养父母、无力给予子女必要的教育、也无力发展自身；他们或终将沦为赤贫，在生活的深渊中愈坠愈深，无力“翻身”。换言之，这是社会对这部分人群的抛弃、淘汰。所以，如果听任“最低工资”标准迟迟得不到落实，势必会形成社会阶层的严重断裂。
谓其有效，是因为如上所述，解决了“最低收入”的问题，首先可望有效改善大量社会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安抚他们的情绪。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每月多上数十数百元或许无感觉，对那些月收入仅三五百元者，哪怕每月只多出几十上百元，其生活及精神定将大有改观。其次，解决“最低工资”问题，也可有效刺激部分消费。内需不足，是当前困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解决多数人收入过低的问题实属必然。再次，解决“最低收入”问题，对缩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收入结构，促进社会稳定也意义匪浅。
所以，“最低工资”标准的落实问题，实是关乎社会公平、经济活力、人际和谐等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解决“最低工资”问题，将对和谐社会构建直到良好助推作用；也只有解决好“最低工资”问题，和谐社会才能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