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6年3月1-2日，首届亚欧首脑会议(ASEM)在泰国曼谷召开，亚欧会议应运而生。自那以来，亚欧会议先后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多重考验。在此过程中，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双方所处的地位、以及各自在对方眼中的战略价值都发生了微妙且重要的变化。这些差异受到当时地区形势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影响，反过来又构成了催动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大变动的重要诱因。 一、危机应对：从伦敦到老挝 1998年4月3-4日，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持续动荡，本届峰会专门发表了《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关于亚洲金融和经济形势的主席声明》，为亚洲经济复苏打气。除了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危机管理方面的中心作用外，欧洲国家也表达了对参与解决亚洲国家金融困难的浓厚兴趣和政治意愿。为了配合亚洲国家对其国内金融系统和经济结构的改革与调整，欧洲国家作为主要出资人在世界银行设立了“亚欧会议信托基金”，加上新建立的“欧洲金融专业知识网络”，共同为亚洲国家的改革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咨询。 2008年10月24-25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临时”成为本次峰会讨论的焦点。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关于国际金融形势的声明》中，亚欧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金融体系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上，亚欧各国似乎不再仅仅热衷和满足于探讨更多的资金储备和更强的监管能力，而是要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如果说ASEM2的主题在于欧洲国家如何回应亚洲伙伴的救急请求的话，那么ASEM7则重在探讨亚欧双方应如何相互支持，共度难关，并设法推动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而整个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朝着均衡、平等、有序的方向演进。 2012年11月5-6日，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本届峰会明确表达了领导人们对欧洲经济逐步复苏的期待。与此同时，峰会还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强劲表现进行了肯定，并鼓励亚欧双方分享对方在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与经验。回看2010年的ASEM8，虽也谈及欧债危机，但其主旨还在于强调全球经济危机及其治理，其重心还在于关注危机对亚洲经济复苏的影响，以及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反，ASEM9则更多地着眼于欧洲经济的复苏，以及欧亚双方如何加强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如果说由欧洲一方所主办的第八届峰会的主题，即“改善民生：提高公民福利与尊严”尚能体现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对欧债危机的底气和信心，那么第九届峰会的主题，即“和平挚友 繁荣伙伴”则折射出欧洲对亚洲更多的需求与期待。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欧洲缘何见死慎救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但直到1998年4月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欧洲召开前后，欧盟及其成员国才正式表明其确定的政治意愿和实际的援助措施。欧盟及其成员国之所以采取“慎救”的态度，其缘由无非有三： 第一，内政掣肘，无暇顾及。时值欧洲经货联盟发展之关键阶段，同时又是其东扩进程的启动之际，议事日程的轻重缓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人在危机之始理所当然地将东南亚金融危机看成是“亚洲人自己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不关心它们在东亚既有和潜在的利益。欧洲利用ASEM2及时且明确地表达了不会因为上述进程而内倾的坚定意愿。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东亚国家乃是欧元成功国际化的重要一环，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正好刺激了亚洲对于非美元货币的经济和政治双重需求。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国家会在会议期间大张旗鼓地强调欧元对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增长和稳定的重要意义了。凭借着受人请托的相对优势，欧洲国家成功地推动了后续财长及其副手会议继续讨论包括实施欧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内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与此同时，欧洲还承诺在帮助各国工商界对欧元的实施做好充分准备方面进行积极合作。 第二，惩戒东盟，换回主动。欧盟与东盟的关系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东盟向欧共体的主动接近。长期以来，双方关系主要靠前者向后者提供发展援助予以维系。然而，随着东盟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东盟联合自强和主导东亚地区合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的双重膨胀，欧盟愈来愈无法有效地掌控和把握其在东亚地区的各种利益。比如，东盟曾顶住欧盟压力，决意接纳缅甸入盟。在欧盟看来，这是与其作为一个“规范性强权”的直接对抗，是对其赖以立身并一贯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公然挑衅，以致于它不得不一度中止了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的召开。而今，东南亚国家身陷危机，欧盟却应而不答，或言其它，不能说没有借机惩戒东盟之意。欧盟这种先抑后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向东亚国家显示其要价，进而通过迟来的援助换取亚欧合作进程的主导权力。 第三，追随美国，另有他图。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虽然欧洲国家承诺向亚洲伙伴伸出援助之手，但唯有一点不肯应东亚国家之请，即提供区别于IMF附加苛刻条件的援助的额外支援。这表面上符合欧洲一贯支持全球多边主义的态度，而在实质上却是顺从了美国利用援助干涉内政、开放市场和巩固地区支配权的战略意图。对于欧盟及其成员国而言，一方面它们事实上仍不具备直接挑战美国及美元霸权的雄厚实力和共同意愿，但另一方面它们也不愿任由美国借东南亚金融危机继续在东亚做大，以致于排挤和打压欧盟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地位。而亚欧会议作为争取东亚经济机遇，平衡美国跨太平洋安排的初衷也就不再具有价值，其本身的发展前景也会更加模糊不清。因此，欧洲既要对亚洲伙伴有所交代，防止亚欧会议这一对亚渠道的式微和边缘化，同时又要避免引起美国的猜忌，以防欧元在亚洲的推广受到阻碍和伤害。这样说来，欧洲的战略家们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三、美国次贷危机：欧洲旗手与亚洲盟友 ASEM7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和蔓延的背景下召开的，同时也是亚欧会议第二轮扩大后45位成员的首次大聚会。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明确表示，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需要“前所未有的协调机制”和“前所未有的措施”，而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也一再强调，这场危机“应当从全球层面加以应对”，其话锋直指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与金融旧体系。为了建立一种更符合欧洲利益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需要更多新兴经济体的支持与帮助。而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积极参与北京峰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邀请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参加华盛顿全球金融峰会。在那里，欧洲人将用一个声音说话，推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倡议，而亚洲伙伴则被希望能够支持欧洲的这一努力。 中国作为峰会的东道国和亚洲地区协调员之一，重申了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冲击，肯定了亚欧携手、合作共赢是亚欧各国应对危机的最好选择。同欧洲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也认为现行的国际金融和治理结构存在重大缺陷，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乃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呼声。而中国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则正是欧洲国家拉拢新兴经济体所开出的基本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可谓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鉴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其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欧洲似乎极为看重中国的一举一动及其对危机管理的潜在贡献。与会期间，巴罗佐大力称赞中国应对危机的负责任的态度、主张和举措，充分肯定了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稳定因素。然而，中国政府并未被“吹嘘”冲昏头脑，而是坚持在“首先把自己事情办好”的情况下，有所作为地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的这种“灵活性”使得欧洲多少担心中国的内倾会减低其协助欧洲全球行动的兴趣和动力。为了更确定地将中国拉拢在体系改革的大旗之下，时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甚至不惜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妄图以此敲打可能摇摆不定的中国。谁又会想到，诚心请求中国支援其行动的欧洲居然会在事后做出公然接见达赖之事。这或许是某些欧洲领导人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的结果，但同时也表明了欧洲在西藏问题上对华打人权牌的惯常作为。
其实，欧洲鼓动发展中国家共同挑战现行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是有底线的，即必须与欧盟的意图和目标相吻合。萨科奇在亚欧峰会的致辞所显露出来的欧洲旗手、亚洲盟友的定位和安排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欧洲的确需要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发挥震动国际旧体系的杠杆作用，但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提防着新兴经济体的冲劲挣脱欧洲的掌控。因此，当中国官方还仅仅是从长远角度尝试着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货币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倡议时，不单是美国为之惊愕，欧洲自然也跳出来与老大哥同仇敌忾，再次明确美元无可替换的地位和欧美之间不可挑拨的牢固关系。 原因何在？因为欧洲的如意算盘在于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极力扩充欧元的国际空间。它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美元、欧元与其他大国货币梯次存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格局，而不是寻找一种新的货币单位来取代包括欧元在内的现行货币。另外，从国际金融体系的角度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欧洲并非完全处于弱势甚至是无势的地位。它所倡导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为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分享美国的霸权，其意并不急于建立一个颠覆性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实事求是地讲，欧洲至少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欧洲的这种“原则性”直接反映了欧盟对待发展中国家的两面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亚欧会议虽有制衡美国之意，但欧亚之间的关系再如何新型、全面，实际上都不如欧美一家来得更亲，更近。 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趋于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 尽管亚欧会议自其创立之初就致力于构建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然而无论是从双方的成员数量，还是从各自的实力地位来讲，欧洲似乎长期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状态。而欧洲惯有的优越性则进一步助长了其居高临下的傲视姿态。之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好，美国的次贷危机也罢，其“震中”并不在欧洲，相反还为欧洲谋求地区和全球性的主导权提供了契机。然而，此次欧债危机却直中欧洲要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相对而言，亚洲虽然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保持了让整个西方世界羡慕的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欧洲也不得不学会放低身段，试图借助亚洲走出危机困局，刺激欧洲经济复苏。 为此，欧盟及其成员国被迫向亚洲国家示好，利用亚欧会议这一平台，通过支持IMF与WB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换取亚洲伙伴，尤其是其中的新兴经济体加大对欧洲的贸易与投资力度。以IMF为例，2008年的份额改革方案已使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例从40.5%上升至42.1%，发达国家的比例则相应地从59.5%下降到57.9%。而2010年的改革方案更被视为该组织成立65年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和投票权转移方案。据此，新兴经济体将获得另外超过6%的份额。届时，中国将超越欧盟成员国坐上第三把交椅，而俄罗斯、印度等其他亚欧会议亚方成员也将位列前十。 需要指出的是，从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前后的比例来看，即将转移的份额绝大部分出自于欧洲。其结果不仅使德国、英国、法国等欧盟大国的排名延后，而且还让荷兰、比利时等国家跌出了前十位的排行榜。相反，美国的绝对主导权却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动摇，甚至日本的份额也不降反升。如果不是深陷欧债危机，很难想象欧盟及其成员国会在全球治理中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并在亚欧峰会上与亚洲国家一道呼吁尽快将2010改革方案付诸实施，甚至还“违心”地附和亚洲国家关于确定IMF总裁及高管人选的开放性与透明性的诉求。当然，欧洲此举也可视为一种权宜之计，是符合“权力限定下的利益”这一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次优选择，也是其向美国转移斗争矛头，赢得亚洲伙伴信任，争取东山再起的积极策略。 此外，第九届亚欧峰会的另一大亮点即是，在其主席声明与官方宣言中，关于政治对话的内容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表述。“领导人们决心尊重亚欧会议各国人民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自由选择其政治制度，自由追求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权利”。虽然亚欧双方均同意对于民主、法治、人权、基本自由等价值的追求与捍卫，但同时还必须“理解和尊重国家与地区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就欧盟这样一个“规范性强权”而言，注重亚欧政治对话，输出欧洲价值观念，推销欧式发展模式是其自始至终的战略目标。亚欧政治互动的历史曾一度书写了欧洲强势的所作所为，即便是在第八届亚欧峰会期间，欧洲还在高姿态地赞许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成立将有助于东盟地区人权的促进与保护，而当下则允许亚洲各国倡议了多年的自主原则写入双方的共同声明，这不能不说是欧洲对亚洲的再一次让步，同样为真正平等的亚欧伙伴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