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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千年前，山东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孕育了齐文化和鲁文化，名副其实地成为当时代中华文明的中心。由于政治等原因，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中心西移。在随后的两千年里，由于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中华文明中心东移的趋势不可逆转。由于传统工业经济强烈的反环境性质以及我国现代工业化过程的特殊格局，率先发展起来的东南沿海地区环境破坏严重，不能成为中华文明中心长期驻足之地。本文提出，如果能够抓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省的历史机遇，山东有望成为一个生态健康、环境良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中华文明中心有望重返山东。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心，重返，山东
1、中华文明中心迁移的历史轨迹
春秋时期，孔子开儒家先河，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群贤毕至、百家争鸣，齐文化盛极一时。两千年前，山东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孕育了齐文化和鲁文化，名副其实地成为当时代中华文明的中心。之后，齐、鲁文化珠联璧合，孕育出儒、道两大学派，共同建构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1]
秦汉时期，由于政治等原因，中华文明中心西移，西北地区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李仪俊、张善全等对中国人口重心迁移研究的结果表明，大约从公元初年到十四世纪，中国人口重心以年均0.43km的速度从西北向东南迁移；经过1400年的跋涉，从黄河中游迁移到长江下游附近。其后，由于明朝迁都北京、清末开发新疆、新中国定都北京以及随后的“三线”建设等国家干预因素，中国人口重心又向西北方向作小幅回调。[2]人口重心虽然不能等同于文明中心，但中华文明中心迁移的趋势与人口重心迁移的趋势基本吻合。秦汉以来，中华文明中心渐趋东移的趋势不可逆转。到当代，中华文明的中心更是表现出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迁移的趋势。
2、文明中心迁移的生态环境因素
文明中心迁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主流历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很少注意到自然环境对文明中心迁移的重要影响。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政治等因素对文明中心迁移的影响远不如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更持久。政治的影响既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持久的，当然也可以是反复的。而生态环境对文明中心迁移的影响不但是持久的，而且是强制的。当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不足以支撑文明中心的存在和发展时，该地区的文明中心地位就只能黯然退场。
弗·卡特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指出：“文明人已经糟蹋了自身久居其上的大部分土地。这正是人类文明不断从一处移向另一处的主要原因。”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了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这也一直是人类文明在旧有的定居处衰败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始终决定全部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主导因素。有史以来，已经有10~30种（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成不同数目的文明）不同的文明，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灭亡。[3]
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绝大多数地区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是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遭到破坏。只要支持文明的自然基础还存在，文明在每一次暂时的衰落之后总是能够再一次建成新的、更加进步的文明。但是，当文明生存的自然基础彻底遭到破坏，文明就再也没有重建的可能了。
当我们回首两千年来中华文明中心迁移的历史轨迹，当我们重走往日兴盛繁荣的丝绸之路时，我们可能会对影响中华文明中心迁移的生态环境因素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幸的是，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伴随那些文明之花凋零。但伴随生态环境的破坏，文明中心持续东移，确是不争的事实。
3、生态环境之于文明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替代性
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归根结底都来源于自然系统（包括生态系统）。自然系统不仅可以为我们的生存直接提供各种原料或产品（食品、水、氧气、木材、纤维等），而且在大尺度上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污染、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灾害、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已有的研究表明，自然系统的具体功能，人工虽然可以替代（如：污水净化、土壤修复等），但是在规模尺度（生态系统、生物圈等）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自然系统仍然没有被人工替代的可能（如生物圈Ⅱ号失败的教训）。生态环境的质量和服务能力是决定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质量和前景的自然条件。自然系统之于人类文明之生存与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维护和建设良性循环的自然系统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
4、生态环境破坏的文明因素
至今，人类先后经历了原始的游牧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在原始的游牧采集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更多地屈从于强大的自然力，而对自然的影响与其他物种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阶段属于原始的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的、较低的水平。而农业文明与传统工业文明均具有反环境的本质，只是反环境的程度不同。所以，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对其反环境性质的克服程度，将决定文明发展的趋势及其最终的命运。这也是同处农业文明或工业文明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文明，各自拥有不同命运的原因所在。下面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农业文明与传统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1农业文明的反环境性质
从农业生产的性质和农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农业生产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了原有的地表植被，影响区域水热分布；改变了土壤结构，加剧了水土流失；降低了生物多样性、增加了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了生态系统中物流的速度，增加了营养失衡的可能性等等。仅以水土流失为例，即使是世界公认水土保持最好的国家之一，美国当前水土流失速度（1300吨/年/平方公里）也比土壤再生的速度高出10倍。而世界其它地区每年的土壤侵蚀平均速度比美国还要快10倍以上。[4]表土的大量流失，导致土壤贫瘠化和农业生态系统的衰退。总之，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农业技术对这种不协调的克服程度，决定着农业生态系统兴衰演化的速度和最终的命运。
事实上，世界七大古文明（东半球4个，西半球3个）中的六大文明的消亡，都与其反环境程度较严重的农业生产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直接相关。即使依靠传统生态农业技术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其所依存的农业生态系统实际上也一直处于缓慢的退化之中。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事实上也是其文明的中心随着农业生态系统的兴衰而从西北向东南缓慢移动的过程。正是因为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或急或缓的破坏作用，农业文明也被称为“黄色文明”。
4.2 传统工业文明的反环境性质
传统工业经济一方面掠夺式地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又将生产、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这种典型线性经济的发展，必然一方面导致资源日益减少，甚至最终枯竭，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两者都直接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工业经济过分强调增长，而不顾及生态成本与环境危害。从本质上讲，传统工业经济违背了物质循环、再生利用的生态学原理，使有限的资源、环境变得更加有限，具有明显的反环境本质，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但是，由于传统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魔术般的经济增长和不可限量的物质享受，使人类对其抱有与生俱来的偏好。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中，GNP都是唯—一个被人们期待能永远增长的经济变量——持续的增长永远不会达到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经济极限。[5]传统工业经济的反环境本质，加之它不受限制的规模扩张，传统工业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的破坏速度、程度、范围等更为严重。而传统工业文明作为当代优势文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将人类引向一个共同的文明衰退的命运面前。传统工业文明也称“黑色文明”。
当然，无论从理论层面上，还是从实践层面上，我们都不主张重返原始的游牧采集文明时代。我们追求的不是反扑，而是现代文明的升华与演进。也就是，我们所追求是一种，在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成果，适应现代人口规模需要的条件下的，新的、可持续的生态文明。
5、中华文明中心去向何方
由于生态环境破坏等因素，中华文明的中心从西北向东迁移的大势已不可逆转。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一句，中华文明的中心最终将去向何方？我们又该如何作答？
5.1 历史的趋势
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中华文明的中心可能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事实上，在现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继续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当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规模几乎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前沿阵地。恰恰是这种机缘巧合，断送了中华文明中心长期驻足东南沿海地区的历史机遇。由于传统工业文明强烈的反环境本质，传统工业经济，尤其是初级的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规模越大，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越严重，保证文明中心长期驻留的自然基础也就越薄弱。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实现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落后。手工作坊式的企业遍地开花，管理粗放、技术陈旧、环保措施几乎空白。虽然也经过了以后的技术升级和强制环保，但该地区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当前，在该地区代表工业文明不同阶段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复合环境污染局面。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利益驱动的成分十分明显。该地区既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正在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洋垃圾（废弃电脑、电器等）倾泻场。
环境污染一经形成，要想彻底消除，不仅成本巨大，而且耗时也相当长。以泰晤士河治理为例，从195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先后用于泰晤士河污染治理的费用超过了300亿英镑，历时50余年。治理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将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继续发展的沉重负担，而资金外流和经济增长趋缓，将是今后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生态退化已经成为制约东南沿海地区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2002年9月，中国科学院地质学部有关院士和专家对广州、东莞、深圳、香港、厦门、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九大城市进行的实地考察结果显示： 1）这些地区地表水体普遍受到严重污染，饮用水安全已经难以保障；2）城市光化学烟雾污染日益加重，酸雨危害有增无减，室内空气污染加剧；3）农田土壤污染突出，严重影响农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严重威胁居民健康。[6]翁淑贤对广东省出现海域“荒漠化”[7]的报道，更是令人震惊。广东海洋经济总量连续7年高居全国首位，发展海洋经济对广东意义重大。而恰恰作为广东省经济发展发动机之一的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80%）。东南沿海地区现实的环境状况，能否维持人们的健康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珠三角地区借助改革之风崛起，并迅速成为中国新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地区。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中国经济中心北移，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大局已定。但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基本同构，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退化状况紧步珠三角地区后尘。中华文明中心又能在此驻留多久呢？
5.2 未来的趋向
东南沿海地区既然不能成为中华文明中心长期驻足之地，那么中华文明中心最终又将去向何方呢？东北地区，一直作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其环境严重污染的历史要比广东更悠久。加之东北地区气候偏冷，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偏低，其环境现状堪忧。西北和北部地区（主要指内蒙古）生态环境恶化，该地区不仅需要不计其数的资金投入、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支撑，而且需要数以百年计的时间才有可能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华文明中心重返西北的可能性至少在几百年内没有希望。西南地区地形复杂、环境支撑能力有限，作为文明中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环顾九州，中华文明中心又将何处安身？
山东地处沿海，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厚，作为中华文明中心的落脚点，不失为一种理想的结果。两千年轮回，两千年前，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华文明的中心西移。两千年后，由于生态环境等原因，中华文明的中心有望重返山东。
6、创造机遇、迎接中华文明中心重返山东的新时代
中华文明中心重返山东的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从山东半岛的历史和现实看，挑战大于机遇。山东半岛先后作为德国、日本的殖民地。建国后，制造业、重化工产业得到长足发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严重制约着山东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2003年9月26日，山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议》。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省的难得的历史机遇，统筹规划、奋力拼搏，尽快把山东省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健康、环境良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中华文明中心就有望在本世纪内重返山东。
6.1 创造中华文明中心重返山东的自然条件
生态省级设是我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社会进步构成了生态省建设战略的基本框架。平衡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自组织、自调节维持自身的稳定和持续，可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良性运行，并持续不断地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有资料表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依靠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每人每年生活所需可以少于100美元，而完全依靠人工的手段，生产食物、降解排泄物、净化空气和水等，每人每年生活所需高达900万美元。从投资收益角度分析，通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康，培育自然生产能力实现的经济增长是最低代价、最高效益的增长。因此，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实现经济与社会低代价、可持续发展的最可靠的保证。
山东省计划到2010年用于生态环境的投资达到1700亿元。省内若干地市、县、区也积极投入生态市、县、区创建活动。预计到2010年前，山东省内各级部门用于生态省建设的投资将超过3000亿元。如果这笔投资能够科学、合理、有效地用于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环境污染的治理，在未来若干年后山东半岛生态环境将得到显著改观，将为文明发展奠定坚实的自然基础。
6.2 创造中华文明中心重返山东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不从转变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入手，我们永远解决不了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问题。快速膨胀的经济与社会需求迟早会对资源、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转变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与自然和谐的循环型社会，是中华文明重返山东的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循环经济模式是人类在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Boulding提出的 “宇宙飞船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环境革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潮流的近几年，在资源循环利用思想替代“末端治理”成为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主流思想的条件下，逐渐形成了以3R（Reduce, Reuse and Recycle）为基本原则，以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为主线，与清洁生产、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战略。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经济模式，它从转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入手，从根本上消除经济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压力与对环境的破坏，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所以，循环经济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实现从传统工业经济想向循环经济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转变，更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经济、文化、社会与自然复合问题。我们必须从技术转型、制度创新、文化变革等多个层面合理规划与正确引导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加大开发适应循环经济需要的技术，加快我省技术转型和产业转型，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保证。这同时也将促使我省在国内刚刚起步开展相关研究的条件下，尽快在该领域形成科技优势，为我省科技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也为我省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制度和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选择性因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山东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改革。通过税负转移（从劳动、资本型税费向环境与资源消费型税费转移）、资源定价、生态补偿、生态法治、生态文化教育等机制，重建社会结构和经济（或利益）及价值体系。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和调节机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山东有望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这将为中华文明中心重返山东奠定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山东省在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劣势，而且全国开展生态省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省份都不止山东一家，仅仅是开展生态省建设或发展循环经济并不够，而是如何科学、合理、高效地建设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能最终为中华文明中心重返山东创造必要的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1] 宣兆琦著。齐文化发展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1。
[2] 易正著。中国抉择——关于中国生存条件的报告[M]。北京：石油出版社，2001，23。
[3] （美）弗.卡特（V. Carter），汤姆.戴尔 (T.Dale) 著，庄峻，鱼珊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pp3~12。
[4] 艾瑞克·戴维森著，齐立文译。生态经济大未来[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pp37~38。
[5] （美）戴利（Daly, H. E）著，诸大建、胡圣等译：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37~38。
[6] 中国科学院地质学部咨询组：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环境污染状况及其治理对策建议。见：中国科学院，2004中国科学发展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17-220。
[7] 翁淑贤。海洋大省惊现海域“荒漠化”。生态经济，2004（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