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耿银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不能容忍为富不仁的经济理论。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只是评价企业道德高下的标准，而且也是进入国际市场实实在在的门槛。中国企业刚刚走上国际化之路，就遭遇到了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检验标准，并由此决定是否允许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
事实上，在整个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化、社会化的今天，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内企业已逐步有所作为。可与整体性企业行为相比，与风起云涌的国际化社会责任标准相比，我们仍是“企业责任侏儒”。如何调动、制约、提升国内绝大多数企业履行责任标准，应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有人说，企业责任发展和公民意识就像是公民自我道德发展和软实力，正因为这种人权道德化限制，社会、舆论、行业组织对责任缺失的企业所进行的批评多是从规劝、提醒的角度进行的，而不是用刚性、法律性、政策性的要求逼迫它们履行社会标准。企业责任意识和公民意识看起来属于企业道德范畴，其实不然，因为企业行为更要在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发展，所以，批评企业责任缺失不能局限在道德范围，而应用社会公共秩序等角度来认识。换言之，对于企业的责任缺失，更应用强制性的政策来规范。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订单的附加条件中。许多跨国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更注重企业是否实行合法的劳工标准。近期，先后有200多家厦门企业跌倒在这项新的贸易壁垒前。可是，这种惩罚毕竟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国内、大面积、全方位的社会惩罚，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企业不太多，所以，大多数企业对于这种商业惩罚根本不在乎，而仍然在既得利益中赚取黑色利润，坑害社会生态。 企业如果道德修养较高，会自觉履行责任作为。可在外界约束力非常小，甚至政府约束力缺失的情况下，具备慎独能力和君子风度的企业有几家呢？这就需要政府和行业组织的督促，采用强化的行业责任标准进行督促，采用企业责任的法制性约束。这种外力的刚性约束对于企业责任的“发展补救”才是更为重要而紧迫的，胜过任何舆论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