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吴晓波新闻跟历史，一墙之隔 管理学家：可以说，现在写作单部企业史已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但至今您是第一个独闯中国企业史写作领域的人。当然，中国历来也有私人修史的传统，可在中国现实的改革环境下，个人能够驾驭得了这样一部综合性的重大写作课题吗？ 吴晓波：我认为写企业的历史需要有两方面的能力：一个是对历史的梳理能力，另一个就是对企业的经济分析能力。企业史不同于别的写作，它牵涉到政策问题、产业结构、内部管理以及企业命运等等方面。 到今天，我做财经记者，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干了十六年。我一直做经济报道，中国的所有省份我都跑过，采访了上千家企业，中国的大型企业我都走遍了。我曾经完成了多部与企业相关的著作。应该说，对这段历史我还是熟悉的。这件事是一定要有人去做的。要不然，历史就要找不到这一页了。 另外，我学的是新闻专业，新闻跟历史只是一墙之隔。我在这两年多里，梳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但我没有按照传统历史教科书的方式去写。当然，我的书出来以后，最终还是要看学界和市场接受不接受。aihuau.com 企业没有想象的复杂 管理学家：您对企业的了解深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吴晓波：我觉得企业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再大的企业，再小的企业，它的功能，它所牵涉到的产业走向、企业领导力、财务、管理等等，都有相同的规律。比如企业战略，它的基本根据就是企业家的判断，这个基本判断，依据它的逻辑是可以演绎的。 另外，我和我太太都办过公司，赔过钱，也赚过钱。我曾经写过一部《大败局》，这部书中三分之一的企业我们跟他们一起打过市场，像三株、爱多，甚至某些区域的代理我们也都做过。我们跟国内很多企业有着“很铁”的接触。 我现在正写《大败局Ⅱ》。我认为，再大的企业，如果它垮了，你回过头去研究它，就如同研究一个王朝的兴衰。只要你运用的工具是准确的，它就不是一个特别难把握的东西。 中国，三种资本博弈 管理学家：写企业史，仍然是在写历史。这也牵涉到一个“史观”问题，就是您会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去看待这广袤的社会画卷？ 吴晓波：任何历史都有它的逻辑性。不同的作者，他写历史也会运用一定的逻辑，否则他没有办法写。我写企业史，首先运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看这三十年，这个国家正在发展，这是全民的福祉。 面对具体企业，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的观察角度。我把在中国的所有经济力量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国营资本，第二种是民间资本，第三种是跨国资本。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所有的表象，所有的内在原因，都是这三种资本互相博弈、斗争、融合而不断往前走的。现在国外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也是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认识中国。于是，我采用“编年体”的方式，把每一年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截取出来，把它们放到一个中国政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 “原罪”，只能靠时间淡却 管理学家：写企业史，可能会面对一些有社会倾向性的问题，您感到了“难”吗？您怎么处理？ 吴晓波：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到这方面的太大压力。所谓难，恐怕就是在材料的选择。早期的资料太少了，越往后，到2000年、2006年，资料又太多。这时候，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这就需要很好地分析清楚。而改革到现在，该争论的一些问题比如改革初期姓“社”姓“资”的争论，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了。对我的书，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司一位副司长和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都做了审读，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最后一稿是请吴敬琏先生看的，他做了推荐。我到香港，又请张五常看了，他帮我题了书名。大家都觉得这部书很有价值。这不像写其他的著作，重要的是对这段历史首先要理清楚。所以像“怎么看待改革”这样的问题，我基本不会去涉及。 管理学家：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您怎么看？
吴晓波：这是时代的“原罪”，洗不干净的，只能靠时间淡去。哪家企业出事带偶然性？丑闻是必然的。因为企业家的很多“原罪”，是滞后的政策环境造成的；此外，还有全民的焦虑。所以我在书里说，有人免费，有人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