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四时代，胡适提出“少谈点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这一主张直到现在仍然被很多温和理性的中间派人士广泛引用，但在当代中国更加虚飘的“价值”取代了倾向性极强的“主义”，又开始卷土重来，因此我们极有必要提倡“少谈些价值，多谈些模式”。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战后，或是二十一世纪，其实人类信奉的那些共同价值并没有变化，也没有人提出先贤遗漏的、没提过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也早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宪法和学校教科书，成为各界思想人士共同信奉的纲领。 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宣扬这些价值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同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混淆了价值和模式的区别，企图以价值代模式，当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所谓价值其实是某种模式的概括而已。 因此，我们必须将价值和模式进行正确的区分，同样的价值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模式，价值只是理想，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价值之争，而是模式之争，大家应该尽量减少在价值争论上进行无谓的浪费，多在模式上想办法才是正确的。
《人权宣言》已经问世了两百多年，但这些年中，人权进步并不明显，西方国家的人权改善，其实都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如果这些宣言真的能够落实，怎么还可能出现暴力的工人革命，其实在推动《人权宣言》的落实中，工人的暴力反抗，比那一纸文书作用更大。 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价值的路也是不断被创新的，而且这种创新往往是出现在边缘国家，而非核心国家，德国和北欧的强势崛起都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再深入一些，自由、民主也并非真正可遵循的价值，笔者认为中国和世界都应该建设人性化的社会，如果自由不符合人性，那自由也是不值得要的，如果民主不符合人性，民主也是不值得要的，一切都有以合乎人性为标准，才是最重要的。 当代中国没必要重起炉灶，照抄照搬，这样既成本太高，也不科学，我们要应该像德国和北欧一样通过模式创新实现国家崛起和民众的幸福，而笔者在书中提出的世界模式3.0版本，即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则是一个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