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话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探讨民有与国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辩证法 中国改革开放卅载以降，民企总利润增加17.4%，增幅超逾国企。就此数据来看，民企独立完成了一次新飞跃，若从体制机制创新层面解读，不啻是市场经济一场大胜利。 然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政策主导，结构升级迫不可待，贴牌出口的经济模式沦作落日黄花，做传统生意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已然不是昔日人们追捧的创业英雄。 那么，民企锐气是否真的大不如前？国企改革如何走出“囚徒困境”？“民有”与“国资”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辩证法？作为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王忠明的跨界研究与管理经历，无疑能更好地为人们解答与此相关的诸多疑题。 【对话选登】 朱敏：鉴于中国制造业存在的较大危机，不少学者认为急需“升级换代”，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不过，你却强调中国工业化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宜过早地或者单一地强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是要以就业优先为发展策略。原因何在？ 王忠明：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如何更均衡发展，我们都不要忘记中国的一些实际。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就业的前提，事实上就要付出代价，高速增长也不可能持续，产业优势也很难形成。就业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回头就要被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的调整也要从现实出发，应该把内伸的需求作为动力，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政府应该引导金融以及采用其他的杠杆，来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 朱敏：但同样要看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适应的。 王忠明：重要的是，那些一时还没有条件进行调整的，是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就没有地位、没有需求？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加大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当然它的附加值要比劳动密集型高，但劳动密集型独特的就业价值是不可偏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力，甚至是国际竞争力。我们那么多产品出口，不是同样具有国际竞争力吗？ 当然，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停留在这么一个产业层级上，因此必须形成必要的产业结构，努力地让那些有条件的企业做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产品创新和生产制造，而同时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当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稳定的政策，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地区要有必要的政策扶持，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恰当的分布。 朱敏：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一味地往高端走，而是要寻求一种结构均衡的布局？ 王忠明：的确如你所言，低端制造业不宜过早转型。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升值，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正逐步提高，与周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再具有人力资源上的成本优势，中国自身就承担着巨大的产业转移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我们一不留神，就可能会把一些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留给自己很大的就业窟窿。我们始终要把就业优先作为重要的国策。同时，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一种低端的产业结构上，由低端向高端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 国企改革关键是把激励搞对 关于国有企业的下一步，王忠明坦言“不能以做大做强为目标”。 “国有资产不能以保值增值为目标。因为它们的诞生不是为竞争而诞生，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为市场而诞生，它们是为市场的修补而诞生的，是在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诞生的。它们的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因此，但凡国有企业存在的领域，非国有资本都不会愿意进入，对于投资回报周期太长、风险太大，应该都由国有企业去担当。 循此逻辑，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理应不存在竞争关系，而当遇到竞争时，国有企业应该学着退出；只有在非国有企业想干不能干、不愿干的领域才应留住国企。但是，在真的要降低民资准入门槛上，有没有切实的具体路线和办法？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设计，王忠明概括为四个字：“战略退出”。他强调，这和一般市场的优胜劣汰的退出并非一个概念。战略退出明显具有战略意识，也就是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并非一种“溃败”，而是基于一种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有所进、有所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有这种价值框架。” 据此，在观察国有企业改革、评价国资监管工作时，他谨防过于机械，“不要极端化、绝对化。”比如，一提起国有企业改革，就以为国有资产必须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当中退出。尽管从长远看会这样，但近期来讲，非要在一个时段里全部退出，恐怕也不现实。他建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当中，让国有资产或强势国企在竞争性领域中发挥一定的带动作用、一定的影响力。“过渡一段时间以后再退出，也未尝不可”。 这是否意味着，国企不但要在竞争领域内退出，即使在关系国家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当中，也并不应当一味地保值增值、一味地做大做强？ 王忠明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表示，当遇到国企与非国企竞争时，国有企业应该学着退出，“不要说国有企业就最光荣，在这里我们不应说国企和非国企哪个最光荣，而是哪个作用最大。原始创造的动力国企不如非国企，经过长期战略性改组，国企应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 对国企改革而言，如何把激励搞对，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个至为关键的难题。在他眼里，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惟一正确的方向。“我想，我们的国有企业，除了极少的国家特别需要的，保留国有独资的形态之外，绝大多数国企都要进行现代产权制度改造。而现代产权制度意味着除了国有产权，还需要其他产权，比如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个人资本，以及引进战略投资家，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产权形态。” 不过，如此一来，一旦走到那一步，还会有国有企业吗？王忠明笑言：即便没了国有企业，依然有国有资产、国有资本。他一再强调，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本，这三者概念不能同日而语。国有企业一定会越来越少，但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等比例减少，更不意味着国有资本毫无价值。 “现在我们离国有资产运营的市场经济行为还相去甚远，在市场运营方面，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一定要以民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如果经济真正实现了以民营为主体，国有企业减少到不能减的地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各有合适的地位，就能进行正常、有序地竞争。 看得见的流失与看不见的消耗 由于国企出资人是国家，进而可以说是全民，导致国企没有真正意义上自然人形态的产权所有者，因此也无法追溯到一个最终责任人。“尽管说民营企业发展最后也可能以委托代理的方式寻找职业代理人，但在这个高级经理人的背后，永远站着一个产权终极自然人，它会始终为企业负责。而国有企业如今尽管加强了监管，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效，但无法根本解决动力问题。” 对国企这一近乎“原罪”般的症结，王忠明的看法是如此地一针见血。的确，国有企业在顺利的时候大家都跟着走，在不顺利的时候，纷纷都会弃甲而逃，而且还真的找不到责任人；等到规避责任的时候，同时也规避了机会，做多做少，激励很难到位。 “由于产权制度是这么设定的，所以董事长、总经理很难说国企的业绩，都是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获得的，因为产权不是你的，你不是出资者，你不是投资人。比如年终增长12%，你说是你的业绩，老百姓不干啊，12%属于你不用去筹资啊，国家已经用投资的成本，承担了投资的风险。”他声情并茂地说道。看来，国企的一个永远的困惑是，无法界定各个职业经理人、员工的业绩边界。这就可能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国企的员工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民营企业一样干却达不到那么高的薪酬水平，我宁可不这么干。”所以有人说央企高管平均年薪60万，还嫌少，招来网上一顿痛骂。业绩薪酬难以界定，毫无疑问随之一连串的问题都无法界定。“你都不能说这个业绩是你做的，我怎么给你激励？所以永远无法科学。” 第二，约束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约束是世界上最苛刻的，除了基本结构之外，还有党委会、工会、纪检，要素特别多，但是忽略了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原理：给足激励，才是最好的约束。提高违纪、犯罪的成本，使之珍惜现在的岗位，拼命地诚实致富。偏重约束，使得自己谋财就是铤而走险。再者，磨洋工、耗、不好好干，人力资本严重流失。最后，耗不起，走人。 “只要是国有企业，我们看到的肯定是这个结果，使得它严重短缺竞争力。”对此，国家会有一个平衡：究竟是用这种代价来保证公共品的供给，还是完全不用国有企业提供公共品，将尽可能多的环节让渡给私营企业？美国选择的是后者，连军工产品相当一部分产品都外包给了民营企业。这就需要一种均衡。 实际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不应该存在竞争关系。用王忠明的原话来讲，“如果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和非公经济竞争的话，就没有必要叫国有企业，它们的属性应该叫垄断。进而说，凡是没有垄断性质的国企，应该尽早退出竞争。”因此，深化改革是获得经济秩序的一个根本杠杆。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王忠明认为，最大的流失不是货币损失，而是一种隐性的消耗：“多少人在里面青春年华付之东流，而且像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大部分进了国企，它们反而丧失创新的原动力，沦为平庸的人才。聪明才智流失，创新能力流失，青春年华流失??有效生命的流失才是最大的流失。而现在大家都不考虑这些因素。” 民营企业理应“当仁不让” 对改革与发展而言，危机无疑具有倒逼价值。王忠明告诫民营企业“要珍惜机会，勇于负重拼搏，善于在宏观经济出现不同变局的背景下有所作为，力求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当前重点扶持国企、央企等大企业尽管是个可以理解的现象，但它们承担保增长的任务，却无法承担起保就业、保民生，甚至保稳定的重任，而这些更多地应该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非公经济来承载。“民营企业要当仁不让。”王忠明说。 在融资难、创新难等一系列困惑之下，民营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在他看来，需要利用好全社会的普遍觉醒，更好地把内功炼好，把自己的角度定位好。所以，中小企业外部要给与一定的环境支持，更重要的是要突破自身现有瓶颈，比如创新难、接续难等问题。 “我们搞市场经济毕竟时间不长，大家都有一个适应、锤炼、提高的过程。”到全国工商联之后，王忠明接触民营企业更多了，在这个万花筒里，最有出息的、最不好好干的同时并存，看上去也存在一些锐气上的问题。 但他并不这么认为，“你到印度看看，华为的境外公司，你会为民营企业的力量而震撼，当地有出息的大学生统统选择华为。还有，世界500强，沙钢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你说它有锐气没锐气？它并没有受到国家的什么优惠，宝钢进什么设备，它进什么设备，宝钢买什么技术，它买什么技术，但是它的体制优势就决定了它的成本比你低！就决定了市场竞争力。” 中国当前处在结构调整阶段，产业升级需要一个长远过程，有些民营企业陷入一种困惑和迷茫：暂时的升级转变实现不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出路。王忠明认为，“这是必然的。这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谁摊上了这个成本谁得自认倒霉。”因为，当大量国企退出竞争后，竞争主题一定会更多地展现在民企之间。国企以后回归垄断，不参与竞争了，可以想象，有一部分民营企业是要垮掉的。
然而“只有在血与火的拼争当中，才能诞生伟大的民营企业。一个强势民企的诞生，一定以相当一批落后民企的垮掉为代价”，因而对于一些企业短寿、三年死一批的现象，他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的。“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百年老店，都是长寿企业，那是体现了我们人类的贪婪啊，要尊重规律。”正所谓“大浪淘沙”，这个过程恰恰折射出社会进步的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在王忠明的字典里，所谓的企业家，一定是具有深邃眼光的管理思想者，甚至是管理思想家；所谓的企业家，往往都是深刻的人道主义者。深刻的人道主义者体现在永远心存感激，对于这个社会，哪怕还有不公正，还有不尽如意之处，都应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一方面用做好企业的方式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期待着时间的发酵。 谈起企业家的财富观，他则诗意般地表示：“有了钱之后，不能够文明地去处理财富，这个财富是会把自己给淹没掉的。财富并不会无条件地给你带来幸福，连隋炀帝都说，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春兰很美丽，秋菊很美丽，但是仅仅是一时之秀，它确实比野草丛生更有价值、更美观，能够奉献给社会美，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生命周期，要看得到终点，才能使我们的步履稳健。” 因而，诸如资金短缺这样的问题，在王忠明看来并不是根本性的，重要的是“人格精神不能短缺，企业家自己的经营理念、自己的文化和境界不能短缺”。因此，“平和心态、平常心”是至关重要的。 “民营企业最艰难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呢！当国企改革基本到位之后，将是民营企业最艰难的日子。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现在可以埋怨国企垄断，埋怨政策没有倾斜到自己；到那时还做不好，埋怨谁去？”这位从研究国有企业再到研究民营企业的学者诘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