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希腊并非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希腊欠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高福利，而是超出自己能力举办了一场奥运会。 欧债危机以来，希腊被当成了高福利的典型，但这是真的吗？也有人说，高福利的北欧确实成功了，那高福利的南欧却失败了，但人云亦云的事情往往禁不住深入的推敲。 南欧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高福利，所谓希腊是高福利国家都是赤裸裸的谎言，而且也就是这一两年才被媒体广泛炒作的谎言，其实世界主要国家的福利程度在学术界早就有共识，那就是北欧高于西欧，西欧高于南欧，南欧根本就不是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 欧债危机中，希腊几乎成为了“明星”国家，但是翻看媒体的报道几乎都是一边倒的批判希腊的高福利制度。而希腊的福利水平其实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低于真正的福利国家——北欧的水平。
媒体并不能全信，特别是西方媒体，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中国入世谈判时，西方也炒作了一阵子“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论调，而当时的中国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而要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至少要人均GDP两万美元，也就是当时的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发达国家最低标准的二十分之一，即使入世十多年后的今日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西方媒体炒作中国是发达国家纯属是政治需要，这也凸显了西方的舆论霸权。希腊遭遇的就是与当时中国相同的情况。 希腊的福利到底有多高呢？在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0.6%，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英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欧盟27国平均社保支出总额占GDP的26.9%。北欧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更是约占GDP的1/3，这些都远远超出希腊水平。 可以说，希腊是莫名其妙的“被高福利”了，而在之前的任何经济资料中都没有将希腊当成过高福利国家的记录，民间俗语有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西方舆论霸权面前，希腊不服不行。 而西方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希腊欠债了，欠债该如何还，必须削减政府开支，而政府开始如何削减，当然是削减民众的福利了，因此英国、美国都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就是为了让希腊削减福利，而希腊人民当然不愿意，因为希腊本来福利就很低，如果再削减那怎么受得了。 2011年的希腊面对高达17.6%的失业率，将近10万的失业人口，福利其实少的可怜，仅仅是发放最基本的退休或退养金方面希腊就用掉了其福利开支的90%，而用在家庭、医疗、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只占3.2%左右。 希腊的失业保险项目只能覆盖极少数的失业人群，失业方面的福利开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失业者，才能申请失业救济金。通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开支与失业率成正比，但希腊的失业保险金多少年来，并没有随失业率而增长。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与丹麦、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希腊，家庭仍然是给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庇护的主要单位。 其实希腊的高负债并非因为“高福利”，而是因为举办2004年奥运会的亏损所致。希腊是个小国，其人口不过1100万，这个数字还不及我国上海市常住人口2300万的一半，这样一个小国家，却要承办一场奥运会，其财政负担可想而知。 雅典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46亿欧元，这是2000―2004年希腊财政总收入200亿欧元的1/4，可谓不小。而事后雅典奥运会总开支大约160亿美元，几乎是预算的3倍，雅典奥运会刚刚结束，《经济学人》杂志就替雅典算了一笔经济账，除去商业赞助、门票销售和其他商业活动获得的收入之外，希腊的纳税人还必须承担3亿美元的奥运会组织费用、15亿美元的安全保卫工作费用、70亿美元的其他费用。建设和安全费用的大幅提升是亏损的一大因素。 雅典是“9·11事件”后举办的首届奥运会，史无前例的8万安保人员和众多北约舰船出动，希腊人几乎倾其所有用于支付安保费用，平均每个希腊人要为此付出100多美元。雅典奥运会在安全费用方面的支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近6倍，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50倍。希腊奥运会也是自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52年来第一个由小国举办的奥运。其结果就是雅典奥运会是自1992年奥运会以来4届中亏损最大的。如果亏损在今后5年通过增税补足，则每年需要征税约5.5亿欧元，相当于希腊2000年财政收入的1/10。这才是希腊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所在。 另外希腊危机也有其他原因，希腊面临债务危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失范的问题，研究发现，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西方的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国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而“欧猪五国”基本都是极端多党制。比如希腊危机爆发时的议会产生于2009年10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组成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60人，新民主党91人，希腊共产党21人，人民东正教阵线15人，激进左翼联盟13人。爱尔兰也是极端多党制国家，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超过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众议院共有 6 个政党享有席次。在意大利，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30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有10个左右。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就越差，国家欠债也就越多，管理也最乱。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国家举债，比如在美国虽然设定了政府债务上限，但这一上限在过去十年却被上调了10次，完全成了摆设。 希腊也是典型的极端多党制国家，这类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极差，其共同的表现就是黑社会横行，地下经济发达，偷税漏税严重。日本、意大利等极端多党制国家都是举世闻名的黑社会国家，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政治人物都难以上台，在意大利黑社会已经成长为第一经济支柱，同样希腊也是如此，比如希腊政府对人口走私问题置若罔闻，许多专门拐卖妇女儿童的蛇头都希腊当成了欧洲人口走私的中转站。 希腊地下经济规模巨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位居第一。希腊 “全民逃税”，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0%。据估计，不向政府纳税、不为职工办理任何保险、无法纳入政府正常经济统计系统的“影子经济”，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在希腊，如果病人上私人诊所看病，最好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另外，大多数医生不会给病人开收据，这样就可以逃税了。去年，希腊政府做过一项调查，在雅典一个高收入社区的150名医生中，超过50％的人说自己年收入少于3万欧元，甚至还有30多人居然说年收入少于1万欧元。这样的结果让财政大臣疑惑不解：就凭那么少的收入，你们怎么可能住豪宅、开名车、养游艇，还把子女送往贵族学校念书？ 希腊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说法：希腊是一个挤满了富有群体的贫穷国家。 政党越多的国家，选举越频繁，在意大利，总理的平均任期是一年，在日本也是“十年九相”。极端多党制国家的这种频繁选举，费用也非常高。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 另外希腊民主制度也导致公务员福利最高，因为西方国家都面临着民众投票热情不高的情况，很多大选民众投票率都不到一半，因此投票率较高的公务员成为了各政党争夺的票仓，因此都向公务员许以各种承诺，公务员待遇过高成为了多党制国家的通病。 在希腊公务员不仅有法律保障铁饭碗，他们还能享受超高福利，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一年领取14个月的养老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公务员的待遇，而不是普通民众，我们很多媒体在说希腊高福利时都引用这个案例，其实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希腊，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是英国这一比例的5倍，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劳动人口，希腊的比例会更高。因此希腊面临的不是“福利病”，而是“民主病”。 总之，希腊发生债务危机是多方面原因构成的，但这些原因没有一个是因为高福利导致的，因此高福利绝对不是头号因素，其他欧洲国家炒作希腊福利过高，其实是为希腊削减福利创造借口，这如同当年中国“入市”时将中国炒作成发达国家一样，背后都是舆论霸权在作祟。 但削减福利绝对不是上策，相反却是导致希腊经济衰退，迟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国际经验早就表明，一个国家福利越高，抗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当一个福利充足的国家，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个国家就不会产生过度的需求萎缩，因此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现代社会经济危机发生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其危害程度也没有降低，但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那种灾害性局面，其根本就再于现代国家都健全了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希腊在经济危机时发生了经济衰退，其实就是因为希腊的社会福利水平太低所致。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巴巴拉·韦斯说：“希腊这些南欧国家在失业保险方面，比欧洲大陆福利国家和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要少得多。这也是北欧福利国家在应对当前的危机时，远比希腊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后者则不能。当前希腊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持续衰退，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不是因为福利过高，反而是因为缺乏福利保障而导致的消费低迷。 但是，2010年，丹麦赤字仅为GDP的2.6%，政府债务规模从未超过GDP60%上限，芬兰赤字仅占GDP的2.5%，并且瑞典、挪威都有财政盈余。而且北欧很多真正的高福利国家都有着明星般的经济表现，因此福利并非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