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至今日，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已过去两个多月，这一事件仍然没有画上句号。中俄之间的索赔谈判启动不久，日本也开始对松花江污染事件抱有强烈兴趣。去年12月初日本驻俄罗斯使馆主动提出向俄提供相关技术和物资，以防止“松花江污染物对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造成污染”。日本媒体也借机大肆渲染，有报纸甚至声称“中国毒水可能流入日本海”。与此同时，岁末年初，国内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环境事件。 痛定思痛，一系列问题不由得引发我们的反思。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次安全生产事故最终会演变成如此大的国际间公共安全危机？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信息严重滞后于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那又是为什么，松花江污染事件信息没有得到及时公开？去年１２月１日，在全国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多次重复着这样的遗憾：在这次松花江污染事故中，正是由于吉林省环保局信息传递不力，导致国家环保总局错过了将此次污染事故控制在萌芽状态的机会。环保总局要求，立即开展各类环境污染隐患的全面排查工作。“发生重、特大污染事件后，当地环保部门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如实地向总局报告污染状况，绝对不能隐瞒真实情况，更不能拖延不报，延误处理事故事机。”但很显然，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环保总局的这个要求不可能在危机到来时得到执行。一方面，环保部门实行的是属地管理而非垂直管理，一旦危机和灾难发生，地方环保机构首先必须服从地方意志。另一方面，牵涉到地方之间的环境危机事件，很可能因为地方之间的某种官场顾忌而使信息延迟。就以此次危机为例，吉化公司爆炸后的第5天，黑龙江省政府和环保局才收到吉林省方面的相关通报。收到通报后，黑龙江省方面也许由于投鼠忌器等原因，又将真实消息“捂”了几天，甚至试图以管网检修的理由“蒙混过关”，引发民间更大的猜疑。第三方面，虽然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排污单位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排放污染物超过正常排放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通报可能受到水污染危害和损害的单位，并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但由于吉林石化方面始终斩钉截铁地否认爆炸污染了水源，因此这条法律自然被束之高阁，相关部门的反应也随之滞后。
正确的管理和反应缘于及时准确的信息，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之下，国家环保总局在获得准确信息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在预防和管理灾害面前，其被动性显而易见。第二个问题：对官员的事后问责能解决什么问题？12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但是，事后问责，无法阻止灾害因信息阻塞导致的迅速扩大，弥补不了社会公众因信息阻滞导致的财产、健康乃至生命损失。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危机到来时，我们是否只能被迫听命于企业和地方的“局部理性”，用什么机制、用什么方式和渠道才能确保危机到来时绝对的信息公开畅通无阻？在这方面，我们的传媒和新闻管理机制准备好了吗？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撕开这张无形的“信息无知之幕”，类似的情形仍将不可避免。上至被问责官员，下至百姓及自然界，都将成为“信息无知之幕”的牺牲品。第三个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把现代社会描绘为一种“风险社会”，技术意外、化工污染、水坝垮塌、流行病毒……每一次意外都足以造成重大的人命损伤和环境破坏。今日中国由于一系列制度安排和GDP至上的政绩观念等原因，社会上普遍存在赚“快钱”心理，从官员到企业到个人，存在普遍的短期行为，经济增长呈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特征，不断加剧着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环保问题可以说已成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诚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言，“如果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我们的那一点经济积累根本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可以恢复，社会危机付出政治成本也可以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会成为民族灾难。”这种形势之下，国家环保总局以不到200人的团队去管理全国的环境问题，是否有力不从心之感？第四个问题，松花江污染之后，国内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它预示着一个环境危机爆发期正在到来。当此时，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机构统领全国的环境污染防治和应对。但今天这样一个权威的机构是否存在？国家管理环境的权力除了被纵向层层分割与肢解，是否还存在着被横向分割的现象？譬如，如果在海洋、林区发生类似污染事件，国家环保总局将如何与海洋局、林业局进行协调？期间的协调过程，会不会又像松花江污染事件一样，成为彼此顾忌甚至扯皮和拖延的过程，从而影响事件的及时处理和信息的及时公开？第五个问题：由安全生产导致的灾难该如何问责？企业给外界造成的外部环境成本如何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企业生产者、管理者、所有者的内部成本？如果企业造成的外部环境成本不能内化为其各种内部成本，单靠外部监管来扭转越来越严峻的环境局势，令人不敢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