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藏富于民”背后的真问题是，谁才代表“民”，也就是财富要藏给谁？如果将财富集中到精英手中，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藏富于民。 主要藏富于民的人，大多不主张福利社会，因此他们所谓的藏富于民根本就不是藏富于中低收入者，而是将中国的公共财产分给富人，现在提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比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福利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并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只有提高居民的福利性收入，才能缩小贫富差距。提高财产性收入与中下等收入者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近年来“藏富于民”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对此深感忧虑，因为笔者不反对真正的“藏富于民”，而是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因为这样只能让贫富分化更加的严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朝着“藏富于精英”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而中国那些宣扬“藏富于民”的学者无一不是清一色的精英主义学者。痛恨政府的人并一定为公众说话，这些学者所谓的“藏富于民”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出于对“大政府”的恨，而不是出于对民众的爱。 现在比较常见的“藏富于民”的说法主要有三种，笔者认为均不靠谱。 首先，“藏富于民营企业”不靠谱 现在有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政府应该藏富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为社会解决的就业多，金融危机时这种声音更是强烈，其实解决就业的多少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关系，只与企业所在的行业有关。我国民营企业之所以表现出了解决就业多的特点，是因为民营企业所在的领域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国有企业之所以表现出解决就业少的特点，是因为国有企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行业。但这也不能绝对化，比如华润和中粮都是国有企业，华润从事的主要是零售和地产行业，中粮从事的是与食品有关的行业，两者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都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相反美国的石油、矿产、金融等行业都是私营的，但这些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也不多。因此发展民营经济解决就业的说法，在理论上就不能够成立。 况且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以“解决就业”为最终目的，因此也不能用就业多少来衡量一个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对就业贡献小，但国家一直大力扶植其发展，关键在于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 民营经济效率高的说法也不一定站的住脚，国有企业的存在不能看其本身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存在有着其战略意义，国有企业是通过自己的存在让国家的整体经济更有效率。 我国一直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关键是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以国际市场的油价波动为例子，在国际油价高涨时，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而我国的石油企业为国有企业，油价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因此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非常小，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如果这些行业发生大的波动，必然会导致整体经济的不稳定。 如果针对个体考虑，私有制企业可能效率高，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企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那么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一定很高，因为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是个体效率的加总，因为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耗。只有混合经济才可以创造出高效率，那就是该国有的实行国有，该民营的进行民营，这样才可以达到社会经济整体的高效率。 其次 ，用“减税来藏富于民”将重蹈西方覆辙 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思考问题根本就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本宣科的宣传一些过时或是错误的理论。减税论在里根以后时期确实很流行，但里根繁荣根本上就不是减税所致，而是鼓励储蓄和投资，以及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改造所致，而减税则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解体。 社保资金应该来源于对富有群体的有效征税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税收本来就不高，比如美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9%左右，而中国为10%左右。美国全部财政收入占美国GDP的45%左右，而中国只有30%左右，而西欧和北欧的税收更重，如果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社会保障型社会，没有高税收作为基础，那是肯定不行的。 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着社会保障投入和进行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的双重任务。这都需要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投入做支撑，因此减税在现阶段不可行。有人会说，政府税收可能被贪官贪污，其实腐败在政府所支配的收入中，占的是很小的比例，也就1%左右，我们怎么能因为这1%的弊端就舍去99%的利益呢。现在社会贫富分化非常厉害，有人主张加大政府的公共投入，特别是社保投入，有人呼吁政府减税，而那些呼吁减税的人基本上都是高收入群体或是其代言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应该逐步向福利社会转型，因此加税，特别是加强对富有群体的有效征税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应该避免，而且向富有群体加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如俄罗斯、西班牙、美国等都掀起了加大向富有群体征税的浪潮，在美国，奥巴马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两个最高税率区间提高到36%和39.6%，此前为33%和35%。收入25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税率将从15%提高到20%，另外，美国为了打击富有群体的逃税行为，甚至动用国家权力去挑战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等，全世界向富有群体征税的大潮已经奔涌开来。 减税是很容易得到社会共鸣的事情，而减税受益的永远是富有群体，损失的永远是穷人，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底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税浪潮，结果是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和低收入人群被边缘化，我们不能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 中国现在是“小税收，大财政”的格局，现在人们一般说的是政府财政收入过高，但这与高税收是两码事，中国的财政收入高在了政府的土地收入和国企收入上，这两块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也是中国“小税收，大财政”格局的来源，这种格局既可以减轻民众的税收负担，也可以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西方国家，土地收入归土地资本家所有，很多资源暴利行业也归私人资本所有，这对国家财政是很大的损失。 中国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商争利，减负于民。这是中国自汉代以来的智慧，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南征北战，关键就是盐铁专营，与商争利，而不是加税与民争利。 3、通过股市藏富于民是 “镜花水月” 首先，中国的股民非常的少，即使在中国股市最牛的2007年，中国股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7%，而发达国家持有证券资产的人一般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持有有价证券，因此中国要想通过股市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根本就不可能。 其次任何国家的股市都不稳定，股市一般都是“七赔二平一赚”，让中国民众将自己有限的收入投入到不稳定的股市交易，还不如存在银行更加稳妥。此外，股市也难以起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 从各国股市发展历史来看，股市都难以担当这种功能。由于财产基础差异、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股市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为中低收入者制定的。总体来看，股市的“藏富于民”只能将社会财富更向高收入者集中，因此，依靠股市藏富于民只是“镜花水月”。 美国股市藏富于民的说法严重失实 其实美国股市也不能“藏富于民”，媒体经常渲染某个美国老太太因为买了某公司的股票成为了百万富翁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具备大规模的复制性。在美国因为炒股破产成为穷光蛋的故事也不少。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都摆脱不了最终破产倒闭的命运，而企业破产后，他们的股票将一文不值。即使是买百年老店的股票，如果你不是从早期买入，也很难成就财富神话。 股市与中产阶级社会形成没有也关系 美国确实出现过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高税收政策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发达的制造业也是中产阶级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而自上世纪8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繁荣，相反，美国民众却越来越贫困，曾经象征美国繁荣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断破产，因此股市不但不能让民众更富裕，反而会因为股票波动所造成的巨大财富转移让民众更加贫穷，我们千万不能倒果为因。 前几年中国股市牛市的时候，的媒体也在炒作“股市繁荣让百姓的钱袋子更鼓”，甚至认为股市让老百姓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结果呢，股市一落千丈，股市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万人坑。 除了以上几种比较中性的说法外，此外还有一些很极端提法，认为中国需要实现彻底的私有化来实现藏富于民，比如将国企、国有土地等全部私有化。而我们放眼看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彻底的私有制国家，但他们的民众也不富裕，民众富不富，主要是有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以及分配情况决定的。 以上提到的林林总总的措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条是真正的“藏富于民”，其最终结果页只能是“藏富于精英”，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藏富于民”不如“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 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刻意混淆“民穷”和“贫富分化”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就是为了推迟中国向富有群体征税，其实还是在为富有群体代言。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创富于民”与“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而“均富于民”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