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时下凡事媒体先行的时代，有很多情况下似乎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一位公民在遭遇了非法侵害后，首先求助的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有关职能部门，而是新闻记者；一名颇有“来头”的罪犯,几经周折被推上了法庭，接受审判时竟颓然地喊出：是新闻媒体把我送进牢房的……这一切似乎暗示着这样一个信息：看似毫无权柄在握的新闻媒体拥有了某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舆论监督的力量正在推动改变传统权利部门甚至是强力部门更加关注和贴近民生。但事实情况如何呢？公权利依旧在无限膨胀，而被民众给予了无比期待的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却显示出了太多无奈。
双方公众利益上存在理论上得一致性
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是新闻法、大众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公共利益原则是媒体披露某些信息有以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的原则。它在英美法系中是一种传统，在世界上的很多国际和地区也被广为接受。对于媒体实施舆论监督来说，公共利益既是目的同时也是一种保障。在公共利益实现的目标下，公共行政与大众传播有一致性。
公共行政的本质要求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实现公众的利益。而信息的自由传播能够确保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得到平衡，这对于规范公共权利的运行、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不可或缺，大众媒体在其中理应也必须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当在权利系统内发生在有关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或是事务的处理时，在理论上可以一方面通过公权系统内部协调播解决问题，同时以公共利益实现为目标通过媒介进行公开传播。
“小骂大帮忙” 一致性和矛盾性的调和之路
但这仅仅是理论层次上的一致性，在现实情况下，秉承此种一致性原则而致力于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国内媒介和致力于“内部消化”的权利体系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党管媒体下的一个不成文惯例：“媒体不能批评同级党政机关”。例如发生特大矿难和重大损害公众利益事件的地方，当地媒体往往在宣传部门的要求下，保持了不应有的沉默，或者从简从轻报道，从而实现了当地政府希图控制舆论，达到封锁消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效果。而上级媒体闻讯前来进行批评报道时，则百般隐瞒，希图蒙混过关。这其中有权力系统中具体个人的原因，即官员为保政绩和乌纱为阻挠媒体介入；更多的是权力体系出于自身集团利益考虑，以稳定群众为理由“正当”的拒绝媒介监督。而即使是类似禽流感这样备受关注的公众权益事件，在封锁消息不成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仍然有步骤的按照权力系统的要求，在报道中暗示稳定化的内容和数据，而因为和真实情况有所偏差而造成了后续报道的差异性，如同一国家级媒体在报道湘潭县射埠镇禽流感疫情时，在报道疫区患病者的时候，对其是否得禽流感先否定后肯定就是一例。
而这一矛盾最终演化成为公权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信息交换，或者是只交换愿意交换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缺乏相应的公共性，同时公民、媒体也很难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大众媒体无法实现沟通政府与社会的功能，信息的交换与反馈不充分导致公共利益被搁置甚至被侵害。
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媒体在舆论监督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被牢固树立为当年《大公报》张季鸾提出的“小骂大帮忙”上。即小骂大帮忙者指媒介系统对权力系统只不过是小骂,不伤筋骨,而在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则是大帮忙。这就使得在现行体制下，媒介和权力系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两种畸变。
畸变一：权力系统对媒介“以娼优畜之”
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力系统对媒介是欢迎的。因为媒介特别是党报党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认真且自觉履行了“小骂大帮忙”这一原则。而权力系统只是需要媒体实现帮忙的原则即可。在媒介和权力部门此种“良性互动”的结果，即导致了权力系统对媒介大体一致的态度，即以“娼优畜之”。
具体表现为在权力部门需要媒介对其政绩进行广泛传播时，则诱之以利，约请跑线记者或可称为“桂冠”记者前来报道，发布他们想要公众了解的信息，从而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营造该部门良好的外界宣传氛围和所谓的欣欣向荣的局面。而通过长期固定和某些记者、编辑的联系，从而和媒体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媒介获得某项不利于该部门的负面消息如投诉时，能够及早的“堵”住缺口，防止负面报道的发生。而当出现重大负面报道后，也可以通过长期建立的关系，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正面宣传进行弥补，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早已建立的媒体关系，直接找到媒体高层对负面报道进行处理，或消弭后续于萌芽之中，或直接控制后续报道的内容，将负面报道正面化。
同时权力部门尽管不具备地方政府“不受同级媒体批评”的权力，但在种种情况下却拥有对付媒体舆论监督的“尚方宝剑”。在实际采访过程中，不少记者都曾遇到被采访单位出示一份份内容各异性质相同的文件，即该部门同宣传部联合出台，对该部门新闻媒体宣传的规范性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新闻媒体“要注意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对该部门新闻宣传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是健康的，不得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不得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不得侵害社会道德和公民权利。对涉及该部门政策变动方面的宣传，一定要慎之又慎，对敏感问题的报道，要与该部门共同商量。并规定了诸如基层干部为推行该部门政策与群众发生冲突等恶性案件等若干问题不能予以报道的禁区，其实也就将媒体可能进行负面报道的重大公众事件大多划入了不能报道的另册。而一旦出现该部门的负面报道，该文件将成为应对媒体的致胜法宝。而面对种种早已划定的区域，媒体所能做的也就是充当“娼优”娱宾而已。
畸变二：媒介系统对权力部门监督的“跨区域合作”
面对种种限制，媒介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它舆论监督的权力。恰恰相反，媒介在自身良知和职业道德要求下，一直在探询着体制内舆论监督权力的最大化。一个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媒体的跨区域合作。
翻开一直被誉为报纸中舆论监督领军媒介的《南方周末》，不难发现，在其发展历程中，煌煌数千篇负面报道里关于广东的少之又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言而喻。而《南方周末》的经典负面报道中有不少是得益于当地媒体记者的帮助，而这种帮助的原因就是当地媒体在不能对此事件进行负面报道的前提下，或明或暗的协助外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从而间接的实现舆论监督，彰显公权利。而这种方式在许多媒体中都有运用，从而有效的回避了“媒体不能批评同级政府”的潜规则以及当地宣传部门划定了种种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