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题记——
那一天 那一瞬 我看到了你！
钟加勇
人类的不公平似乎和爱情一样，永恒而不可消除。然而，9月16日发生在联合国驻华机构大楼门前的那一幕，让我至今惶惶不安。
那天中午，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访出来，刚到门口，发现3位衣衫褴褛的行人——两位老年妇女和一位中年妇女——突然下跪，同时连连高呼“冤枉啊”。这三个人来自山东，据她们讲，她们的家庭遭遇了入室抢劫，还遭打致残，法院判定犯罪团伙入狱并赔偿，结果监狱进去又出来，钱也未赔一个子。于是她们就这样一路申诉而来，并且一条路走到了黑。现在，她们说：“没有人能为她们做主，我们才来到联合国的大门。”
按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因为地方官员被俘获而导致法律得不到执行的案子，这几个人也只是千千万万来京上访者中普通的一员，然而，让我不寒而栗、惶惶不安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过她们的眼神，并且倾听她们声嘶力竭的嗓音……
那种“扑通”一下毫不顾及疼痛的下跪，只有视死如归、毫不在乎的人才能做出；那种像祈求神明一样虔诚而又老泪纵横的眼神，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交替透露的目光，让我无法安之若素。
不过，面对她们，我觉得自己对她们是那么无助。不到10分钟，两辆110就来了。
让我震撼的还有她们撂下的两句话——“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给外国人下跪！”——我想，这是多么绝望后说出的话啊。
我不是一个社会记者，不过此刻我理解了她们的穷途困境。
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怀疑这样的思维——当改革的进程遇到困难时，就认为这是因为改革不彻底。往往所谓彻底的改革不过只是一场富人的游戏——并不是认真去反思到底是“无形之手”还是“扶持之手”或是“掠夺之手”。
我在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标准，一切都向财富看齐，这种标准是不是过于单一。
答案在我采访后是肯定的。于是，我给文章取了这样的题目——“让穷人分享中国的GDP”。
让穷人分享中国的GDP
记者 钟加勇
“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
“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社会化改革，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
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中国的地区不均衡、贫富不均衡和社会阶层不均衡所作出的动人心魄的描述。
9月8日，UNDP发布了这个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国际合作：不均衡世界中的援助、贸易与安全》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全世界位列85位，比1990年排名上升了20位。但报告同时提醒，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比如教育和卫生）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需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贫困人口分享，使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健康、更好的教育，特别是农村地区。”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发挥更大的潜力，为联合国千年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5年前，也就是2000年，各国政府首脑向普天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承诺——《联合国千年宣言》：要使处于极度贫困中的人口减半、降低儿童死亡率、使所有儿童都受到教育、击退传染病，各国决定为实现这些目标构建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兑现的时间是2015年。
“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显著，但是这些进步却没有足够使贫困人口受益。”马和励介绍，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曾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医疗改革方面的报告，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已经基本崩溃了，因为它没有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没有覆盖农村的农民。在马和励看来，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
“这是一种成本非常高而效率非常低的做法，”马和励说，“这就像是一场针对富人的改革试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作为《人类发展报告》的评议人，他对《商务周刊》说：“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在卫生保健方面是倒退了。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保健制度。”
马和励还进一步介绍，国家发改委要求UNDP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编制献计献策，他们将会提交具体的报告，希望将人类发展的指标都能纳入规划当中。
“十一五”规划的“均衡”建议
——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宇
记者 钟加勇
《商务周刊》：《人类发展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均衡状况是一个怎样的总体描述？
高宇：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飞速的进步，高速经济发展在减贫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3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中国在1990年有8, 500万贫困人口, 这一数字在2000年降为3，000万。这意味着在减贫方面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即在1990年基础上绝对贫困人口减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也很快，从1990年到现在提高了20％。
但是应该怎么看待中国这种进步呢？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在其他人类发展领域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是落后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人类发展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相应地飞速增加——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在增长，但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增长幅度，有更大的潜力。中国有必要制定相应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飞速增长的好处能更加均衡地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层，更多地分配到教育、卫生等领域，更快地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但从总的判断来说，中国的进步是可喜的，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只要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扶贫政策，平均地分配经济增长的好处，强化和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必要基础条件，中国的未来发展一片光明。
《商务周刊》：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数据和描述？
高宇：2003年联合国驻华机构做了一个《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评估报告，当时确定中国主要是面临三个领域的挑战：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男女平等。具体来说，根据国际机构的估计，中国现在应该有100万艾滋病患者或携带者，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的话，到2010年，这个数字会增长10倍；环境方面，中国90％以上的草地都面临退化的问题，而在城市里超过75％的河流被污染，不利于人的健康；男女平等方面，中国最新的数据是男女出生的性别比例已经达到119.86：100，这意味着每120个男婴成年以后就有将近20人找不到配偶。
另外，从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率来看，已经从1990年代初的每年5.7%降到1997至2002年的3.7％，其实在这期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但农业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反而下降了。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以后的发展需要更加均衡，这跟中国政府现在提出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比如“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这些概念跟千年发展目标也是一致的。
中国面临的挑战，关键是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怎么把这些不平等的问题、扶助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问题，能够全盘的放到规划里面。要非常系统性的把这些政策融入到规划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提概念或者在这么大一个框架里只有一小部分，比如只在问题比较突出的某些领域。其实应该在教育、卫生、就业等各个方面都要系统性的把这些指标放进去。
另外，财政支付体系也很有文章可作。它是不是注意到不平等发展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省份是不是应该有或继续有明显的优惠政策，包括教育和卫生体系的改革，具体到各个省份，这个费用到底是省市县来负担，还是中央政府来负担更加合理有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考虑，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宏观层面来权衡。
中国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特别复杂，我相信任何政府来做都会非常吃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已经非常明显，但需要做的事情确实还很多，其实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各尽其责，贡献出我们的力量，为这个进程更好的服务。从联合国系统的角度也是如此，就是为这个进程多出力，能够提的建议我们就提，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就做。
《商务周刊》：据说你们正在给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十一五”规划献计献策，能不能做进一步的介绍？我们也很希望看到联合国“让穷人分享GDP”的精神能够植入“十一五”规划当中。
高宇：就像马和励代表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为“十一五”规划提供一些政策建议，肯定不只我们一家，中国政府向来比较注重国际经验。我们主要就是根据联合国及UNDP的研究成果，包括《2003年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及《2004年共同国家评估——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针对中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和谐发展问题，还有教育卫生的问题等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们的角度就是，中国政府在做这个规划体系的时候，应该体现均衡发展的内容和人类发展的内容，为大家创造更平等的机会，让所有人都参与发展进程，分享好处。其实这与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观念是一致的，就是以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的体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用的衡量体系都是GDP，也就是说根据经济增长来衡量整个国家是不是进步了。这种体系其实是有缺陷的，经济的发展不见得就能推动人类发展，经济发展有时候对人类发展反而是一个反作用，像很多拉美国家就是这样，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社会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财富越来越集中到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手中，而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个经济发展是失败的。我们觉得中国应该避免这种情况，而且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观念更加深入、彻底的贯彻到“十一五”规划当中。
具体来说，中国不平等问题其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地区不平等。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区域之间无论从地理上、自然资源分配上、受教育水平上都大不一样，中国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平等；第二个就是城乡之间也有天壤之别。从人类发展指标看，上海跟葡萄牙这样的发达国家是接近的，但是西藏和贵州只相当于非洲的纳米比亚或加纳这样的贫穷国家；第三个就是社会团体之间存在的差距。中国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有很多的弱势群体，比如在中西部的妇女，她们所受的那种困难是普通人无法想像的，她们的丈夫都出外打工，她们既要担负抚养子女的责任，又要下田种地、照顾老人，在她们身上这种不平等是非常突出的。另外还有艾滋病患者群体等等。“十一五”规划如果把这三方面最重要大不平等都能考量进去，然后做更多的投入，不光是扶助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尽量多地考虑经济增长连带出现的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情况就会好很多。
《商务周刊》：我们十分认同UNDP这份报告关注中国的角度，但正如你所说，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平衡似乎是一种艺术。你们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是如何来平衡的？
高宇：人类发展这个概念是从1990年开始的，到现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推出了第15本《人类发展报告》。而人类发展指数主要是衡量人类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三个方面：长寿而健康的生活（预期寿命），教育和知识（入学率和识字率），体面的生活（收入）。现在在发展领域，越来越多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最科学、最以人为本的衡量体系，因为它把人放在最中心。在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时不光是看这个国家的GDP，我们不认为年经济增长达到20％就一定是好的，相反，一个国家可能经济增长只有5%，但是它关注民生，老百姓更广泛地从增长里受益了，让老百姓的生活更体面、更快乐，这就是更好的发展。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比如孟加拉国，经济增长很慢，但是它的政府比较注意平等，所以它的教育和寿命都比较好。国民收入的增长只是三个指标里的一个，但是教育和卫生也很重要，如果你只是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入学率、文盲率和卫生都很差，就会把你的综合指标降下来。
至于对社会发展投入太多是否就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从全球的经验来说，如果你在教育和卫生方面投入较多，不会影响你的经济发展，而且从长期的、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对经济增长有好处的。因为劳动力的水平通过教育可以得到提高，如果你的健康和卫生水平也提升了，它可能让你这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更好。另外人类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也是紧密相连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不同国际机构有不同的数据，但基本上在0.42到0.45之间，而一旦超过0.4就被认为会出现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况。所以从中长期看，教育、卫生这些领域的投入和平等是有好处的。我觉得中国目前就是不要把这些问题割裂开来，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只能取其一而不能兼得，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看作相辅相成的两个东西，齐头并进。
《商务周刊》：现在有学者开始建议中国政府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恢复到过去的“兼顾效率和公平”了。
高宇：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朝着这方面发展了，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觉得联合国系统也有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在中国政府的发展思路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候，能对中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协助中国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成功可不是一般的事情。中国这么大的规模，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很多人都说，全球人类发展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千年发展目标失败了，某种程度上全球也失败了。
